中国历史人物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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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分法，都从外面看，此下当从人物之内面看。我认为中国历史上人物，大体说只有两种，一是圣贤，一是豪杰。直到今天，中国人一路讲圣贤，但究竟如何才算得一圣人与贤人，其间自有不少争论，此刻且不讲。再讲第二种，中国人所谓之豪杰。我们看历史人物，无论其在政治上层或社会下层，有表现与无表现，成功与失败，或在太平盛世，或在衰乱世，得成为历史人物的，大体说来只有两种，即圣贤与豪杰。豪杰又与英雄不同，如拿破仑与希特勒，可以说他们是一英雄，但并不很合乎中国所想的豪杰人。朱子讲过“豪杰而不圣人者有之，未有圣人而不豪杰者也”。同时陆象山极称此言以为甚是。此刻我想把朱子此语再略修改，因我们说圣贤，并不像说圣人。单说圣人，似较严格，兼说圣贤，则较为宽泛。我想说，圣贤必然同时是一豪杰，豪杰同时亦可说是一圣贤，二者貌离而神合，名异而实同。其实圣贤豪杰也和我们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则谓之圣贤。就其崇尚气节能特立独行言，则谓之豪杰。我们此刻来讲中国历史人物，请读者不要太重看了圣贤二字，我们且先重看豪杰二字。我们纵不能做个圣贤，也该能做个豪杰。尤其在这衰世乱世，做人总要有点豪杰精神，不然便会站不住脚，挺不起腰。做豪杰，便是做圣贤的一条必由之路。不从豪杰路上行，绝不能到达圣贤地位。圣贤就是一个豪杰，只让人不觉其为一豪杰而已。我在下面将慢慢讲出豪杰如何是圣贤，圣贤如何是豪杰的道理。

今试问：圣贤与豪杰，既然有此两个称呼，则其分别究在哪里？我想这个分别，简单地讲，只在其表现上。圣贤一定要能“明道”“淑世”。这个世界在他手里，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这叫淑世。要淑世，当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扬于世。如我们生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你要来明道淑世，做一个董仲舒，当然省力。你如在唐太宗时代，来做一个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也较省力。因外在条件配得上。这些人，纵不能说他们便是圣人，但至少也该说他们是贤人。可是在某种环境下，外在条件配合不上，种种不如意，那么你至少要有一本领，能“特立独行”。不论外面条件，我还是我，这样他便是一豪杰了。孔子、孟子，何尝不从特立独行的路上过，不然也不成其为孔子与孟子。要能特立独行，从外面看，便是“尚气立节”。人总得要有一股气。孟子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一个豪杰，正为他有一股气。这气字，不能拿现代的科学生理学或物理学来讲。中国人普通讲话，常说这人有志气，志下连带一气字，其实气只是其志。要立志便不容易，有人说，我未尝无此志，只恨外面条件不够。如此之人，则是虽有志而没有气，所以志也不立，就没有了。又如说勇气，勇也要有股气。没有气，怎能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中国人讲智、仁、勇三德，智与仁之外，还要有勇。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直到他老，孔子正为有一股气，所以这个志立了不倒退，到老不衰。只在圣人身上，比较不着痕迹。一个豪杰之士，则显然看出他的一股气来，随时随地随事都见他尚气，又比较显露，或比较有偏，所以他是一豪杰。有志有勇，所以能立节。节是有一个限度，有一个分寸。不论世界衰乱，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那便是一豪杰。因此豪杰必讲气节，能特立独行，到得圆满周到处便是圣贤。圣贤便能明道淑世。但道德也定要从气节来，气节也必要站在道德上。若说人身生理，有血气，有骨气，从血气中有勇，从骨气中见志。人不能做一冷血动物软骨汉，人之死生，也只争一口气。天下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道德，也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圣贤。我们也可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道德性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精神，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的历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杰性的。

只要他是个圣贤，可不问他的功业。只要他是一个豪杰，也可不论他的成败。中国最大圣人孔子，他的品评人物，也是双方面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一面，另一面则是孔子讲到吴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称许吴泰伯是道德中最高的一级了，甚至社会人群无法称赞他。孔子共说了两个民无得而称的人，一是吴泰伯，另一个是尧。“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尧的伟大，无事可举，说不出来。舜则有好多事可举。但尧、舜同为大圣。孔子当然很看重文王、周公，而孔子也看重吴泰伯。吴泰伯是文王的老伯父。吴泰伯兄弟三人，最小的就是王季历，王季历的儿子就是文王。吴泰伯三兄弟的父亲太王，很喜欢这个小孙，说他将来大了有用。到了太王有病，吴泰伯对他的二弟仲雍说：“我们跑了吧，我们跑了，父亲可把王位让给三弟，将来可以传给小孙，可以完成父志。”因此他们两人就跑了。孔子对吴泰伯十分称赞。父子各行其是，说孝却不像孝，说让也不见让。道大无名，无法称赞他，孔子就把吴泰伯来上比尧。

第二个孔子称赞的是伯夷、叔齐。孔子说：“伯夷、叔齐，古之仁人也。”孔子不轻易用仁字来称赞人，但却称赞了管仲，又称赞了伯夷、叔齐。他们是孤竹君之二子，父亲要把王位传给叔齐，父死了，伯夷说：“父亲要你继位，你继位吧！我跑了。”叔齐说：“你是哥，我是弟，你不做，我也不做。”也跑了。君位让给了中间的一个。遇到周武王伐封，伯夷、叔齐从路上大军旁站出，扣马而谏，说：“你不该去伐封，你是臣，他是君，此其一。你父亲刚死，该守孝，不该去打仗，此其二。”周武王手下要把两人拿下，幸而姜尚说：“这两人是义士，放了他们吧！”放了以后，周朝得了天下，可是这两人说：“我们不赞成。”但大势已定。他们不吃周粟。到山上采薇而食，终于饿死在首阳山。孔子大为佩服，说他们是“古之仁人”。孔子也并没有反对周文王和周武王，更是极尊崇周公，自己还要复兴周道，曰：“吾其为东周乎。”可是孔子又讲那一边，直从吴泰伯到伯夷。当知要做吴泰伯、伯夷，也得有志有勇，有气有节，特立独行，毫不苟且。此等人一样在历史上有影响，有作用。汉代太史公司马迁崇拜孔子，把孔子作《春秋》的道理来写《史记》。《史记》里有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世家第一篇，不是鲁、卫、齐、晋，而却是吴泰伯。吴国要到春秋末年孔子时代才见到历史上，而太史公乃特立之为三十世家之第一篇。列传第一篇则是伯夷。中国人的历史人物观，孔子以下，经太史公这一表扬，一面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同时另一面还有吴泰伯、伯夷。其实孔子自己，正是兼此两面，所以成为中国之大圣人。

上面说过，中国人重人更重于事，西方人重事更重于人。如西方人说，这人是政治家，或哲学家，或科学家，或宗教家，或艺术家。总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来规定着这人。中国人则向来不这样说。如说圣人，这圣人究是一政治家呢？军事家呢？外交家呢？经济家呢？却没有一个硬性规定。又如说贤人，君子，善人，都是讲的赤裸裸的一个人，不带一些条件色彩在上边。但中国人却又把人分等级，善人、君子、贤人、圣人，其间是有阶级的。西方人用事来分等，便没有人的等级观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还是中国人看人平等？中国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标准的圣人。然而为何人做不到圣人，这责任在个人自己。但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条件，要机会，要环境。这是双方显然的不同。

人怎样才叫做圣人呢？似乎孔子很谦虚，他的学生问他：“夫子圣矣乎？”他说：“圣则我岂敢，我只有两个本领，学不厌，教不倦。”他的学生说：“这样你就是圣人了。”到了孟子，又提出中国古代之三圣人。但他所提，不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三圣人，是伊尹、伯夷、柳下惠。孟子说：“圣人者，百世之师也。”一世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到现在也不过二千五百多年，圣人至少三千年可以做我们榜样。孟子举出三人，却是性格不同，表现不同。孟子把“任”、“清”、“和”三字来形容。孟子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伊尹有志肯负责任，积极向前。他生的时代也是一个乱世，夏之末，商之初，孟子书里讲他“五就桀，五就汤。”夏桀哪能用伊尹，伊尹为要使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像样的尧舜之世，一次去了不得意，再去。再不得意，三去、四去、五去。他从桀处回来，又到汤处去。商汤也不能知得他，他只是耕于有莘之野一农夫。五次到汤那里，终于当一个厨师。汤极满意他的烹调，慢慢同他接谈，觉得他了不得，以后便帮助商汤平天下。汤死了，下一代太甲继位，不行，伊尹说：“你这样怎可作皇帝？”把他关闭起，说：“我来代替你。”太甲后来忏悔了，伊尹说：“你回来吧。”又把皇位交回他。

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一切污浊沾染不上他。武王伐纣，他反对。到后全中国统一，他宁饿死首阳山。柳下惠是一个耿介之人，但却很和平。伊尹有大表现，而有大成功。伯夷特立独行，表现了一个无表现。孟子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他同人家最和气。他是鲁国人，在鲁国做了官，罢免了又起用，又罢免，如是者三。这和伊尹不同，倘伊尹罢免了，还要自己向上爬。也和伯夷不同，伯夷是请不到的，一些条件不合，他绝不来。柳下惠那时已是春秋时代，列国交通，有人劝他，你在鲁国不能出头，何不到别的国家去？但柳下惠回答道：“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我只要直道，同样不合时，还是会罢免。若我能改变，枉道事人，我在鲁国也可以得意。可见柳下惠外和内直。所以孟子称赞他，说：“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他不以三公之位来交换他的鲠直耿介，他也是能特立独行的，只知有直道，不走枉道。但柳下惠在外表上所表现的，却完全是一个和。

孟子说这三人都是圣人。伊尹建功立业，开商代七百年天下，不用讲。孟子又有一篇文章并不讲伊尹，只讲伯夷、柳下惠。他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一个顽钝人，没有锋芒，不知痛痒，听到伯夷之风，也能有边有角，有界线，到尽头处就不过去。懦夫，软弱人，也能自己站起。三个人在一块，两个人反对你，你就没勇气。倘在一个大会场，全场两三百人反对你，你就不能有坚强的立场。伯夷在当时，可称是全世界都反对他。后来韩愈说，伯夷却是千百世人都反对他。因从伯夷死了，到韩愈时，谁不说周文王周武王是圣人，然而伯夷要反对。谁不说商纣是一个坏皇帝，然而伯夷不赞成周武王伐商。孔子也没有反对周武王，韩愈也没有反对周武王，然而孔子、韩愈也不得不敬仰伯夷其人这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我此处用“特立独行”四字，就是引据韩愈的《伯夷颂》。一个顽钝无耻的懦夫，不能自立，一听到伯夷之风，自己也会立住脚，也会站起来。一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这种故事在三千年后讲，虽然其人已没，其风还可以感动人，使人能兴起，所以说他是百世之师。有些气量狭窄的鄙夫，一点小事也容不下。有些人感情浅，是薄夫，一回头把人便忘。鲁国三次罚免了柳下惠，柳下惠不在乎，还不愿离去父母之邦。所以闻他之风，则薄夫可以厚，鄙夫可以宽。孟子所谓顽、懦、薄、鄙，这四种人，时时有，处处有。孟子不讲伯夷、柳下惠之知识学问地位事业等，他只是讲那赤裸裸的两个人。

孟子所举的三圣人，三种不同性格。一是“任”，近似“狂者进取”。一是“清”，近似“狷者有所不为”。此两种性格正相反。孟子又举一种，非狂非狷，而是一个“和”。柳下惠之和，像是一中道，而仍有其特立独行之处。此三种性格，却如一三角形，各踞一角尖。我们若把全世界人来分类，大概也可说只有这任、清、和三型。孟子又说：“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他们之伟大，伟大在做人彻底，都跑在一顶端尖角上，个性极分明。人的个性，千异万变，但不外以上所说的三大型。或是伯夷型，或是柳下惠型，或是伊尹型。此三种姿态，三种格局，做到彻底，孟子都称之曰圣。有些人则不成型，有些处这样，有些处那样，一处也不到家，不彻底。你若是一鄙夫，薄夫，懦夫，顽夫，那也不是天生你如此，是你为外面条件所限，不能发现你个性。孟子和《中庸》都说尽性，要尽我们自己的性，做到百分之百，这在我自己力量应该是做得到的。不用力便不算。若用一个机器来做一件东西，也得要加进人力。若果我们要做一个第一等人，要做一圣人，怎样可以不用力？力量在哪里，只在我们自己内部，这是内在条件。但我们还得要进一步，不但要做一顶端尖角的人，更要做一圆满周到之人。要处处中乎道，合乎理。等于射一枝箭，射到这靶上，可是没有射到这红心。射到靶上是你的力量，射到红心不但要力量，还要你的技巧。伯夷、柳下惠、伊尹，这是我们做人的三大规范，是要用力量的。只有孔子，在力量之上还有技巧。孔子无可无不可，但都得到家，此即《中庸》之所谓至人。有时像伯夷，有时像柳下惠，有时像伊尹。他一箭射出去，总是中到红心。有力量若不见其力量，有规范若不见其规范。等于伊尹射向上面，伯夷射向右下方，柳下惠射向左下方。伊尹在上面一方位是圣人，伯夷在右下一方位是圣人，柳下惠在左下一方位是圣人。但却有偏缺不圆满，不是一个大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