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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人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自秦以下，永远是帝王世袭，永远由一个帝王，高踞政府之最上地位，民间只有造反，没有革命，永远是一种君权政治，不能形成出像近代西方般的民主政治来。其实此一说法，亦属似是而非。近代西方由政党竞选的所谓民主政治，亦由其历史演变种种因素，长期积累而成。中国广土众民，山区僻壤，交通不便。若求政府民选，徒滋纷扰分裂。抑且中国传统政府，选举考试，汉、唐一年一次，宋以后三年一次。政府人员，不断新陈代谢。虽非民选政府，政府成员，却都从民间来。又如租税法、兵役法等，凡涉民间事，政府皆有规制，非出皇帝宰相之私意。政府中之皇位世袭，亦可以表示此一政府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定。在中国历史上，固亦不断有专制皇帝出现，但不得谓中国传统政治，即为一种专制政体。在长时期的和平安定中，人事不免腐化，政体不免懈弛，只要一次改朝易代，与民更始，在旧有政制上，略加整顿振作，仍可再来一次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定。又皇帝养自深宫，在中国历史上，皇帝而英明杰出者甚少，多数都是平庸软弱，亦多青年童年皇帝。试问他们如何能专制得此一广土众民的大国？故在中国历史上，自不需有如西方式的革命。
但到现代中国，则情势大变。内忧外患，纷起迭乘，民国以来六十余年，变动迄无宁日。若推论其所以然之故，其种种外来因缘，暂置不论。专就在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言，此中却出现一大难题。此一难题，并不是在传统政治下缺少了一个皇位世袭。乃在中国社会上缺少了一个足以领导全社会前进的中间阶层。即我上文所指出的士阶层。中国社会因有此一士阶层，乃得有传统的士人政府之成立与持续，亦使政府与社会，沉瀣一气，呼吸相通。
中国社会传统上之所谓士，并不如近代人所说的知识分子。中国旧传统之所谓士，乃是不从事于生产事业的，所谓“士谋道而不谋食”。其所谓道，上则从事政治，下则从事教育。应该是只为大群着想，不为一己着想。实附随有一种宗教精神。实是一种不出家的，又没有教会组织的一项教徒。若说有此项宗教，当称为儒教。孔子则为其教主。周公传下的《诗》《书》古经典，等于耶教中之《旧约》。孔门弟子所传下的《论语》，则如耶教中之《新约》。只是无名义，无组织，无特定的种种崇奉仪式。因此与其他宗教相比，则若不成为一宗教。正如我上文所说，由于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而遂有此相异。若定要把西方观念来衡量中国事实，则中国民族像似一无宗教无信仰的民族，或说是仅有些低级迷信的民族。试问偌大一民族，只有些低级迷信，更无一崇高的共同信仰，如何可以使此民族不涣散，不分裂，日滋日大，共同向一历史文化之大目标而前进。又绵延如此之久，而不停不辍。岂果是中国历代皇帝专制，能使其达于此境？只细读中国史，便知其绝非如此。
但自西化东渐，一则不断受帝国主义之欺凌，一则不断受资本主义之压迫。富国强兵，本非中国士人向来的兴趣所在。近一百年来，乃亦不得不转向此目标。急切间成效未睹，而其本有信仰，则不免逐步转移。士阶层在社会的地位，亦不免逐步消失。空唤一全民政治，但全民大众，则已各属为其私，不可控传。旧政治急速崩溃，新政治骤难确立。
西方历史，从其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逐渐转移到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段路程中，尚有他们一番耶教精神从中弥缝，使他们的社会，不致立刻陷入纯功利观点的深潭。而且他们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亦随同他们的资本主义齐步向前，使他们资本主义的内涵毒素，向外发泄，一时社会欣欣向荣，不觉病痛。但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情形大不同。宗教信仰，急剧衰落，而有上帝迷失之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一蹶不可复振，资本主义之内涵毒素，乃转向社会内部放射。不仅共产主义是唯物的，资本主义也同样是唯物的。指导政治的，完全是功利与唯物，更无道义与理想。此下的西方社会，显然将不得不变。
中国社会，论其大传统，一向重道义，轻功利，所以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从不在中国历史上表演过。但近代中国，急剧转变，争慕西化，竞求富强。在政治大动荡之下面，资本主义不易成长，共产主义遂得势。固然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种种变动，仍操纵在社会中层一辈知识分子的手里。但此辈知识分子，已然失却了中国旧传统士的精神，没有了共同的崇高理想，只杂取了几许西方的新理论、新知识，但又拼凑不成一整体。在其后面，既无文化传统的深厚背景，因亦不能得社会大众的亲切支持，亦无新兴的资产势力作其后盾，所以此一种政治力量只是悬空的，无法安定稳固。此后的新政权，如何能获安定稳固，仍是一问题。至少此政权，应以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作根源，至少应有一可以领导全社会前进的中阶层，而此一阶层，必具有共同的崇高信仰与崇高理想，由此发出力量，上面从事政治，下面从事教育，不使全社会各自在私的纯功利上作打算，此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当着意经营的一课题。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面保留了中国文化旧传统，一面采纳了世界新潮流，调和折衷，揭示出一大纲领。但此下如何配合现实，不断充实其具体内容，又如何使此一主义，能成为中国社会新的士阶层之共同信仰，共同理想，不落入西方圈套，只成为一个政党的政治号召。此是中国人此下所待努力的一件事。
中韩两国，远自殷末周初，即有极深密的文化关系。三千年来，此一关系，从未间断。因此中、韩两国的历史进程亦大体相同。现代两国，亦同样受到西方文化势力的冲击，同受到分裂。此下立国大道，在中、韩两国间，还应有一共同道路。摒弃自己旧文化，一意追随其他民族的一套异文化，求有成功，事大不易。而况西方文化，目前亦正在转变中，不仅端倪已见，抑且迹象甚着。西方既已非有一番转变不可，而我们永追随在他们后面跟着跑，决不是一好办法。此事有待于两国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来重创社会上新的士阶层。而孔子与儒教，无疑在韩国一如在中国，有其深厚基础与深厚影响。此下两国的新的士阶层，若能在此上重建起相互间的共同信仰与共同理想，在两国的政治上、教育上、全社会的前进方向上，有一共同目标，使两国同趋于安定与稳固。此不仅是中、韩两国之福，亦将使当前全世界人类同在文化迷惘中，获得一新光明，开出一道路。此事言之似远，但我们中、韩两国之知识分子，应该有此觉醒，有此努力。
尾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