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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南方士民临时义愤的结合，抵不住汉奸手下三十年有训练、有经验的正规军队。结果中国士民在自身组织不健全的痛苦下屈服了。然而大部分南方士民反抗清廷的心理，却依然存在。【当时南北两方对异族统治的心理上之反应，正与他们社会经济文化之相差成正比。】
中国社会机构，自汉武以下，不断以理想控制事实，而走上了一条路向，即以士人为中心，以农民为底层，【手工业与兵士为农民之分化。】而商人只成旁支。因此社会理想除却读书做官，【此种人在唐以前即为门第中之家长，宋以下则为社会大众学业上之师长。】便是没世为老农，市井货殖，不是一条正道。【此种倾向，自宋以后更显著。宋人所讲学问，与经商牟利意义极端冲突。因此好利贪财者，亦盛置田产，而不事货殖。】
民族文化正统的承续者，操在读书人的手里。而读书人所以能尽此职责，则因其有政治上的出路，【科举仕宦。】使他们的经济生活，足以维持在某种水平线之上。【中国社会自汉以下，宗教势力始终有限制，亦为此故。】
若使读书人反对科举，拒绝仕宦，与上层政权公开不合作，则失却其经济凭藉，非躬耕为农，即入市经商，而从此他们亦再不能尽其负荷民族传统文化之职责。【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其门第家业皆可退守，又寺庙亦可藏身。宋、明以来，士大夫不能有退守之基业，而寺庙亦再不占社会上文化之重要性。】
所以一个士人，要想负荷民族传统文化之职责，只有出身仕宦。【即专以教授为生，而来学者之出路，仍以仕宦为终极，否则此教授一业即无生源。】明末遗民，虽则抱有极强烈的民族观念，到底除却他们自身以外，他们的亲戚朋友以至他们的子孙，依然只能应举做官，这样便走上与异族政权的妥协。亦惟有如此，他们还可负荷他们最重视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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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本昆山世家，然鼎革以后，家奴叛变，使其不获安居。【在南北朝、初唐，奴隶部曲盛行时，其情形便不同。又清初江南奏销案，缙绅无或幸免，西晋、北魏户调均田，岂有此力量？】这可见后代的所谓“故家”，与中唐以前的门第大族，势已大异。顾氏浪迹北方，对耕殖经商，均甚留意。以故其私人经济，可无问题。然欲从此中打出一个基础，长与政治绝缘，而来担任文化事业的营养，则其事非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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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明末遗民的生活状况，大体如下列：</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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