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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其次则为官方之不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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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自乾嘉以后，纳赀（zī）之例大开，洎（jì）咸同而冗滥益甚。【王凯泰同治十二年应诏陈言，首请“停捐例”。谓：“自捐俸减折，百余金得佐杂，千余金得正印，即道、府亦不过三、四千金。家非素丰，人思躁进。以本求利，其弊何可胜言？”其时有以洋行挑水夫而为粮储道者，见殷兆鳙（yōng）疏。】“捐纳”外复有“劳绩”一途。捐纳有“遇缺尽先”花样，劳绩有“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花样。【捐纳官或非捐纳官，於本班上输资若干年，俾班次较优，铨补加速，谓之“花样”。】而正途转相形见绌。甲榜到部，往往十余年不能补官，知县迟滞尤甚。【王凯泰应诏陈言第二项，曰“汰冗官”。谓：“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部寺额外司员，少者敷十，多则敷百。补缺无期。各省候补人员，较京中倍蓰（xǐ）。”按：雍正中，查嗣庭、汪景祺等论列时政，已言部员壅滞，有“十年不调，白首为郎”之语。及乾隆间举人知县铨补，有迟至三十年者。廷臣屡言举班壅滞，然每科中额千二百余人，综十年且二千余人，铨官不过十之一。谋疏通之法，始定大挑制。六年一举，三科以上举人舆焉。仕途之壅滞，为自唐以来科举制下必有之现象，何况又加之以纳赀、劳绩异途杂流之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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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吏既竞务保举，多请吏部停止分发。保举大者有二途：一曰“军功”，一曰“河工”。光绪二十年，御史张仲析言：“山东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图保者以山东为捷径，捐一县丞、佐杂，不数月即正印矣。”【此见保举与捐纳之狼狈相倚。】其次复有“劝捐”。顺天赈捐一案，保至千三百余人。山东工赈，保至五百余人。他省岁计亦不下千人。时吏部投供月多至四、五百人，分发亦三、四百人。吏途充斥无轨道至此，官方如何得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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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当时的政象，绝对抵不住当时的外患，於是遂有当时之所谓“变法自强”。
<h4>二、晚清之变法自强</h4>
变法自强，本属相因之两事，【非彻底变法不足自强。】而当时人则往往并为一谈。【所变只有关自强之法。】
<b>一则清廷以专制积威统治中国，已达二百年，在满洲君臣眼光里，祖法万不可变。</b>【满洲君臣之倾心变法不过求保全满洲部族之地位。令变法而先自削弱其地位，满君臣虽愚不出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