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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复有一事值得注意者，乃为皇帝宫中之经筵讲官制。王室教育，远自秦始皇帝使赵高教少子胡亥，汉高祖使叔孙通教太子孝惠帝，即已开始注意。此下贾谊力主太子教育之当郑重，实为汉代崇奖儒学启其机运。因重教育，则必重儒术。景帝武帝皆有师，而武帝师王臧，乃儒生。武帝尊儒，乃受其幼学影响。贾谊、董仲舒皆为王子师。而东汉明、章二帝在宫中为太子时之尊师向学，尤传为历史嘉话。但宋代则帝王亦从师，乃有经筵讲官之设置。经筵一名，亦始佛门，但宋代则有侍讲侍读诸臣为天子讲学之称。王荆公为侍讲，曰：“臣所讲是道，帝王当尊道，不当立而讲，帝王坐而听。”神宗依之，许其坐讲。及程伊川为讲官，亦争坐讲，哲宗亦许之。厥后明、清两代，皆有经筵进讲。以及历史上东宫教育太子之制度，皆值注意。
元代蒙古入主，中国文化传统只在政治上受屈，在社会上则依然维持。而许衡为国子师，所教蒙古族人侍御贵近子弟，后皆为重臣。此亦可谓乃受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之影响。而书院尤遍布全国，较之南宋时代更增。虽未必各处常有名贤主讲，然一时名贤，则借书院为躲藏，中国文化命脉，实赖以传递。故明初开国，朝廷文风，转较汉宋远胜，惟唐初乃差堪相拟耳。
七
明太祖未定天下，即在婺州开郡学。及即帝位，诏天下郡县皆立学。府设教授一，训导四。州设学正一，训导三。县设教谕一，训导二。生员自二十人至四十人。据一时统计，全国府、州、衙、所，共得教官四千一百余员，较之北宋元丰时学官，几多近百倍。则明初注意兴学不可谓不力。
地方生员升至国学，初称国子学，后称国子监。监生分赴诸司先习吏事，称历事监生。亦有遣外任者。在学十余年，始得出身。洪武二十六年，曾尽擢国子生六十四人为布政按察两使及其他高级官职，出身远优于汉之太学。又必生员入学始得应举，则学校与考试两制度，亦复融合为一，此皆明制之优于前代者。即在此后，明代南北监，常简大学士尚书侍郎为司成。一时名儒为国立大学校长者，项背相望。昼则与学员会馔同堂，夜则灯火彻旦。不乏成材之士出于其间。明代国力，与汉唐相抗衡，人才辈出，亦与政府重视教育之意有关系。
然由政府办学，学校兴衰，终视政治之隆污而判。故明代之教育制度，虽可称道，而教育功效则终有限，此孟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又明代政府中，拥有大批学人，可以不负实际行政之职位，此亦兼寓有一种教育意义在内。进士及第，一甲得入翰林，二甲三甲得选为庶吉士。因其未更事，俾先观政，同时进学。此一制度，论其渊源，实颇似于秦汉时代之有博士官。翰林犹如博士，庶吉士近似博士弟子。回翔政府，储才养望。此制为清代所沿袭。论其制度，有张有弛。论其作用，有显有晦。论其意义，在政治集团之内而别有一种养贤储才之机构与组织，此则大值重视。汉代政府之此项措施，乃受战国诸子在野讲学之影响。明代政府此项措施，则受宋、元儒在野讲学之影响。唐、宋两代之政府中，亦有与汉、明大同小异相类似之措施。此见中国政治重视学术与教育之传统精神，乃无时或已。此乃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特点，所当大书特书，以供后人作参考。
惟由政府来提倡学术，培植教育，其最高意义总不免偏重于政治。此已不能满足在野学术界之理想要求。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学校选举两途并重。学校在造贤，选举在拔贤。而学校与选举之两者，均不免要以考试为标准。考试制度之在中国，递有变迁，而终于不胜其流弊。唐代以诗赋取士，其弊已如上述。明代以经义取士，其变为八股，流弊更甚。于是民间讲学，仍必与朝廷提倡相对立。
明代民间讲学，虽远承宋、元，下至武宗时代王学特起而大盛。阳明政务在身，而兼亦从事讲学。其所至，学徒群集。倡为惜阴会，欲使学者时自集会，讲论研究。及其身后，流风益甚。各地社会，自有组织。其大弟子，年有定时，分赴各地。一面藉此集会，交换心得、讨论新见。一面集合群众，公开演讲。称为讲会，亦称会讲。此与朱、陆书院讲学有不同。一则讲会近似一学会，学者同志藉以互相切磋。一则讲会以宣传普及为务，更近一种社会教育。循而久之，以普及代替了提高与深入。故此种讲会，虽曾一时风起云涌，而亦滋流弊，终于不可久。
最后乃有东林书院出现。此一书院之规制，更近似一学会。学者常川集合，轮流主讲，重在自相切磋。而所讲亦涉及当时之政治。逮此一学会遍及全国，更复在京师有分会，乃引起政治大波，直至明室覆灭，党祸始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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