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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过去读书人家里常能看到渔樵闲话或松荫清隐之类的中堂，大大方方地挂在客厅里，昭示着房主人的某种崇尚或志趣。在强调个人社会责任的儒家社会，隐逸却得到世俗如此尊崇，确是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
隐士们几千年来享有荣誉，溢美之词充斥在历代文集。说他们“轻天下、细万物”，“玉辉冰洁，川亭岳峙”，“轻生重道，世间稀出”。在传记作者或崇拜者的笔下，他们德行纯粹，一尘不染；他们眼光高远，洞察世事；他们特立独行，淡泊潇洒，睥睨权贵，粪土王侯；他们穴居野外，左右琴书，拾遗粒而织落毛，饮石泉而荫松柏。由于远离世俗，有关记载就比较简略，他们的事迹就有些恍兮惚兮。传说有人能参透生死，未卜先知，甚至说能“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这就有点非常人之可想象，可存而不论了。
二
隐与仕是相对的概念。严格意义上的隐士，应该是出现在知识分子被作为官僚机器理所当然的人才来源之后。战国之前，世官世禄，平民没有途径入仕。及至后来读书才成为仕进之途，读书有成的人一般来说大大小小都能谋个官位。
偏偏有些人，可以做官而不做，可以居高临下而不愿，可以吃俸禄而不吃，就有点不同寻常。
事实上，更多人的隐，是不得已的选择。
传统中国可供读书人选择的社会姿态非常有限。仕几乎是每个人都要挤的独木桥。从理论上讲，儒家的入世观使中国知识分子“任重而道远”，但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承担不起这副重担的。读书人的本性其实不适于做官。四书五经教给了他们一套看起来尽善尽美的大道理，而实际上却空疏无用，缺乏可操作性。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实用的技术性训练，他们眼界极高，能力极低。让这样一批人去和社会上形形色色三教九流千机百巧的人物打交道，让他们去揣摸上司心事摆平各方土地，他们实在力不从心。让他们做官，实在是赶鸭子上架。
幸好还有一条途径是隐。
仕和隐这两种姿态都是漂亮的，出仕者对社会、对家族、对祖先、对后代、对自己，都算有了一个圆满的交代，而隐逸，则是立足于对以上名位利禄的不屑一顾（不管是真诚的还是违心的），立足于对功名利禄的副作用的清醒认识并且做出了防范（不管是真清醒还是附庸清醒）。所以理论上讲，隐逸是一种起点更高的选择，是一种有着许多光辉的典范事业，是归依在唯一能与儒教遥遥相峙的另一巍峨的文化高地——老庄之下的，因而是一种更为潇洒的姿态，至于这种姿态的背后是否有着某种难言之隐，某种打肿脸充胖子，某种苦苦支撑故作姿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耻感文化的社会里，这种姿态可以优雅地面对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