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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到现在，我已经出了N本书。虽不能说著作等身，但也可以说是著作等脚脖子了。
想当初，还处于因为在“纯文学”期刊（也就是韩寒所说的供作家们手淫的角落）上露个脸就兴奋得不行之际，还没有想过要出书。出书，那是多么神圣的事啊！我们的老祖宗教导过我们：“敬惜字纸。”过去是不许撕书擦屁屁的。据说，如果谁那样做了，到了阴间，就要罚他把那页粘了粑粑的纸吃下去……小时候我和人辩论的时候，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书上说的”，话如果印到了书上，那还能有错吗？能够出书的人，那能是一般人吗？
1999年我到北京出差，因为刘元举先生介绍，认识了在时事出版社工作的祝勇。他读了我的几篇文章，大惊失色，叹曰：呜呼怪才也！（据祝勇同志回忆，读过我的“大作”的当天晚上，他夜不能寐。祝勇夸张地说：“……仿佛使我受到棒喝，使我一连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甚至几次通过电话与友人分享阅读的巨大快感。”）遂问我，给你出本书，行不？
能不行吗？狂喜。我把2000年以前的几乎所有长一点的作品都放在这本书里，才勉强凑够一本书的厚度。书的内容也不统一，有历史人物，有文化随笔，也有纯文学类的散文。祝勇要在2000年1月1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把书印出来，时间只有一个月了。我业余时间全部用于选择文章，安排顺序，撰写目录提要……忙得心花怒放，然后就天天盼着见到书。不断地想，今天封面设计该出来了吧？今天该进印刷厂了吧？今天该装订了吧？真恨不得搬到印刷厂车间去住。
不到一个月，书出来了：《千年悖论》。虽然封面做得如同一本业余教材，虽然稿费只有每千字三十元，还是感觉很爽。二十八岁就出了一本书，真是有为青年！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我这样表达自己的惊喜：
上小学时，我的作文总是这样结尾：到了2000年，我们将……那时候，2000年仿佛是一个传说中的数字，永远不会到来。不提防在寻找生活位置的忙忙碌碌中，这个神话般的日子翩然降落，真让人一时有点措手不及。正好，在2000年立足未稳之际，我将几年来的散乱文字收成一本薄薄的书，算是对少年时无数空洞许诺的一个交代。
唯一不满意的是，书的封面设计得太失败了：明黄色，书名是红色宋体，腰封是“新生代挑战余秋雨”。封面上印着一把椅子，因为设计者认为，“论”者，坐着谈论之意也。祝勇的意思也许是想把它弄成一本畅销书，甚至是超级畅销书，期望它最好卖得比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还要好，但是苦于他和时事出版社都没有做畅销书的经验，所以就弄成了这样一个怪异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