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 (第9/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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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夥。
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h4>九</h4>
其次请言学术思想。谈者率好以中国秦以后学术，拟之欧洲之“中古时期”。然其间有难相比并者。欧洲中古时期之思想，以“宗教”为主脑，而中国学术界，则早脱宗教之羁绊。
姑以史学言，古者学术统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史”者，乃宗庙职司之一员，故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常相合而不相离。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皆政治社会实事，不语怪力乱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学乃始与宗教、贵族二者脱离。
然西汉司马氏尚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此非愤辞，乃实语。汉代太史属于太常，则为宗庙职司之一员。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与太史，同为太常属下之六令丞。太乐之下，自有倡优。宗庙祭祠，太史与倡优同有其供奉之职。则史学仍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然司马氏不以此自限，发愤为《史记》，自负以续孔子之《春秋》；即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司马氏不以得罪。及东汉班氏，以非史官，为史下狱，然寻得释，所草悬为国史。自此以往，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
且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于是“史官”之外，复有“博士”。此二官者，同为当时政治组织下专掌学术之官吏。
“史官”为古代王官学之传统，而“博士官”则为后世新兴百家学之代表。博士亦属太常，是学术仍统于宗庙也。然太史仅与星历卜祝为伍，而博士得预闻朝政，出席廷议而见咨询，则社会新兴百家学，已驾古代王官学而上之矣。
然自秦以来，占梦、求仙之术，皆得为博士，犹在帝王所好。及汉武听董仲舒议，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博士性质，大见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而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之学者，（所谓“通经致用”，即是会通古代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下应用。）又同时肩负国家教育之责。而博士弟子，遂为入仕惟一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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