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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跟随草台班子到北京郊区的苏家坨演出。演出地点是个露天体育场,我跟付强还有老相声演员李荣林老师表演化妆相声《金钱与孝子》。演到一半儿,我的头发根儿突然立起来了(那时候我还有头发呢)。在观众席里,有一个中年男子,拿着一杆气枪向我瞄准呢。
郊区演出很乱,根本没人维持秩序,他拿枪对着我也没人制止。那时候允许打鸟,拿气枪也不犯法。可我害怕呀,虽说是气枪吧,要是打眼睛上也得瞎呀!要搁现在说单口相声,赶紧结束就下台了。那时候没有舞台经验,而且也不能把那俩人搁在台上,还得硬着头皮往下演。
我心里还安慰自己呢,“也许他只是对着舞台,并没真瞄准自己。”趁着自己没词儿的时候,往台侧溜达溜达。不对,他的枪口跟着我动。我顿时出了一身冷汗,说那词儿也前言不搭后语。
戏比天大。就算台上出了天大的事儿,也不能演到一半,扔下全场观众,自己跑回后台,那就算重大事故啦。
台下观众什么也不知道,笑得前仰后合,您哪儿知道台上的演员是冒着生命危险逗您笑呢。
好不容易把这个节目演完,我鞠躬下台,再侧目往台下一看,那个人把枪也放下了。就是冲着我来的!我那么点儿岁数,怎么可能有仇人呢?父母的仇人,来暗杀我?他怎么可能追到苏家坨来呢。我演的是个不孝顺的儿子,他觉着我可恨?他事先也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怎么准备气枪的呢?再说了,付强演的那个儿子,比我还可恶呢,他怎么不瞄准他呢?苏家坨体育场对面是精神病院,会不会是里面的病人跑出来了?
究竟怎么回事儿,到今天我也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