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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王弥与晋将刘瑞对峙,相持不下,向石勒求救。石勒也正与乞活军(流民自发组织的军队)的首领陈午作战,犹豫不决是否派援,张宾马上进言说:“将军不正愁没个机会消灭王弥呢,如今来了岂能错过?陈午不过小竖子,有何可虑?王弥才是人杰,就此搞定。”
石勒这才下定决心,发兵进攻刘瑞,大破晋军。
回过头,石勒乘王弥未加防备,邀请他前来赴宴。酒酣之间,石勒一声令下,刀斧手一齐用命,王弥及其手下稀里糊涂地做了刀下冤鬼。
“鸿门宴”计成,石勒又命手下起草一份奏折,向刘聪“痛陈”王弥谋逆。刘聪得到消息,心中大怒,但他明知是石勒铲除异己,却又慑于其军事力量强大而不敢随便翻脸,只在表面上派人责备石勒“专害公辅,有无君之心”,实质上反倒加封他为镇东大将军,让他执掌幽、并二州军事。
从这一小小举动可以看出,石勒已具备与汉国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并且他的实际控制范围向南直达长江以北地区。
这时的晋朝势力则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不包括刘琨等处在沦陷区之内的晋将):一部分是在关中的以皇太子司马邺为首的晋朝官员;另一部分则是由名门望族王导辅佐的琅邪王司马睿的势力,当时在江南的建业一带。
关中的司马邺尽管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但此时实力薄弱,几乎已成惊弓之鸟。稍有实力的倒是处于江南的司马睿,江南并未受到战乱的侵袭,经济状况发展得也比较好,再加上不少北方士族由于战乱的南迁,王导也劝说司马睿广收贤人,一旦将来形势有变,即可有一番“大作为”。
对江南垂涎已久的石勒(他早有据江而立的野心,这在前面攻下襄阳时就可看出)分析形势后,认为应尽早对江南下手。于是在这一年的二月,他在葛陂一带驻扎大军,广造船只,准备攻打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