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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有以货殖坚称巨富，往往得罪，祸不旋踵。【如明初吴贾陆某，富甲江右，谓“积而不散，适以酿祸”，尽以与其徒沈万三，身为道士以终。沈富敌国，明太祖因而罪之，谪戍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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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社会贫富之悬殊，与贵族特权之存废，亦相为比例而进退也。【比如海上贸易，宋非不如唐，然市舶司制度既立，则利入政府，官僚与商人，皆不能如唐人之多获后里。】社会自唐中叶以下，既无特贵，亦无殊富，则力量渐趋平均，故此后社会之乱，如王仙芝、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除却军队叛变以外，大抵皆饥民之骚动。求如古社会之所谓豪杰起义者，亦渺不可得。此亦古今社会升降转变一大节目也。欲知盛唐社会盛况，亦不得不注意及此，故附论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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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庸调制的第二个优点，则为税收项目之列举分明。【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此惟汉代的租税制度差可相比。自租庸调制破坏以后，更找不到此种项目分明之征收制度。因此横征暴敛，可以随时增加，有进无已。
更重要的一点，租庸调制的后面，连带的是一个“为民制产”的精神。及丁则授亩，年老则还官，“为民制产”与“为官收租”两事并举，此层更为汉制所不及。【汉租虽轻，然有无田者，亦须出口赋，应更役，不得已出卖为奴，亡命为盗。唐制无田丁户，则无不能应庸、调之人民矣。】
在租庸调制下之农民生活，其比较宽舒安恬之景象，可以想像而得。农民生活之宽舒安恬，蒸郁而生整个社会之繁荣。盛唐时代之富足太平，自贞观到开元一番蓬勃光昌的气运，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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