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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巧合常常叫人无奈。从周武帝第一次大举伐齐,到灭齐统一北方,相隔的时间是一年半,而从统一北方到武帝病逝,恰好也是一年半。再过两年半,北周就亡了,作为一个王朝,如此迅猛的衰败速度,称得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尽管时间短暂,武帝还是在统一后的北方大力推行了新政。
首先是大规模释放奴婢和杂户。这一次的废奴令,较之建德元年的那次范围更广,不仅推行到原来北齐的境内,而且不论官奴私奴,一律从良,非常彻底(上一次只有官奴得到释放)。
其次,就是颁行了《刑书要制》。
北齐虽然重视立法,有十分先进的《齐律》,但由于政治极度腐败,法律成了一纸空文。世家大族巧取豪夺、劫掠财物、隐匿户口、强占土地,社会动荡不安。“乱世用重典”,《刑书要制》便是一剂及时的猛药,其中规定:持械抢劫一匹绢以上,不持械抢劫五匹以上,官员监守自盗二十匹以上,小偷及官员诈取三十匹以上(这里绢只是个衡量单位,表示同等价值的财物),地方豪强隐匿户口五户及十丁以上,或土地三顷以上,一概处以死刑。
周武帝一手释放奴婢,一手用重典打击门阀士族,两手抓,两手都很硬,自然获得了关东百姓的支持。同时,他也让天下看到,新兴的关陇集团不仅是新的政治势力,更创造了一种新文化,既不同于过去的汉文化,也不同于过去的鲜卑文化。
按照关陇的模式改造北齐,还包括禁佛。北齐的佛教昌盛,比北周更甚,据说光佛教徒就有三百万以上。攻下邺城后,武帝亲自升殿评定三教,力排众议,下令照搬在北周境内禁佛的办法,佛经、佛像销毁,寺庙收归国家,僧尼编入民户和军户。
面对高家三代始终没能解决的六镇勋贵与汉族门阀的矛盾,武帝充分发挥关陇集团的包容性,以怀柔的方式吸收两派的势力。攻克晋阳时,武帝就下诏:“邹鲁缙绅,幽并骑士,一介可称,并宜铨录。”不分汉人、鲜卑人,不分文臣武将,只要有才干,都可直接转录为北周的官员。灭齐后,武帝又点名召关东门阀的阳休之、袁聿修等十八位名士入关,加以任用,目的就是要使北齐的汉族门阀融入关陇集团(十八人中最著名的,应数《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
大刀阔斧地整顿完北齐旧土,武帝不待休息,便把精力转到对外用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