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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四岁那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北魏朝中发生了大事，孝文帝元宏在最后一次南征的归途中驾崩。太子元恪继位，是为北魏世宗宣武帝。
在《明主昏君》里我们提过，元宏临终之前，本打算将政事一概托付给弟弟彭城王元勰。元勰这个人是元宏兄弟之中汉文化水平最高，也最懂事理的一个，他深知官场复杂，权高盖主，将来必难全身而退，所以硬是不肯接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孝文帝无奈之下，便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详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加上太尉咸阳王元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元澄，六个人同为顾命大臣。
这六个人的地位各不相同，其中王肃和接替李冲之位的宋弁都是汉人，王肃更是南朝的降将，于皇帝家事自是远了一层。遗诏下来没多久，宋弁就去世了，王肃也倍受排挤，一直被限制在南方边境不得回朝，两年后死在北魏刚刚到手的南朝重镇寿阳。去掉了这两位，剩下的四位就都是北魏的宗室了：元禧、元详是孝文帝的弟弟，元澄是孝文帝的叔叔，元嘉则是孝文帝的叔祖，前两位权力较大，后两位则威望颇高。
新登基的宣武帝只有十七岁，被立为太子的年数也极浅，执政经验明显不足（北魏皇帝的成熟年龄不断延迟，不知道这是否也与汉化程度的加深有关系）。他最为信任的其实还是六叔彭城王元勰，孝文帝虽有遗诏，命他遵从元勰归隐的意志，他却不死心。宣武帝几次召见元勰，要任命他做丞相，元勰呢，则每次都搬出孝文帝的遗诏，执意表明自己不愿辅政的心迹。宣武帝不得已，只好任命他做持节、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想用一大堆官衔压住他，迫他在政事上对自己有所帮助。元勰屡次推辞不过，勉强接受，但也只是上任走走过场，对于权谋毫无兴趣。
元勰打心底十分欣赏南朝文化，在感情上倾向于做一个清流。问题在于，你既然身为宗室，处在权力的高层，想要一尘不染、独善其身地做一个宗室中的隐士，又怎么可能呢？元勰是个有才识也有能力的人，年纪也轻，明智的做法，就应该是在皇帝对他信任的前提下，主动接过重任，调协各方势力，以摆脱孝文帝死后北魏朝中权力争夺的危机。在这个时候，是绝不可以念小我而废大家的，这是元勰本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北魏政权的悲哀。
既然元勰不愿辅佐，宣武帝就只能向身边的亲信们“请教”执政要领了。常侍卫左右的左中郎将于忠（当年北魏猛将于栗磾的曾孙）乘机对宣武帝说：“辅政诸王（指元禧、元详等人），专横放纵，其意难测，陛下应该早日将其罢免，亲揽权纲。”
于忠向皇帝进谗言打压元禧等人，可不是出于什么国家社稷之大义，而完全是为报自己的私愤。于忠的父亲于烈是个领军，骄奢贪淫、喜好排场的元禧对于烈提出要求，请他从羽林虎贲军中退下来的老兵里头选拔一批人，给他做仪仗队，遭到严词拒绝。元禧怒火中烧，派人给于烈传话，说：“我，乃是天子的儿子（指魏献文帝之子），又是当今天子的叔父，身为元辅，向你提点小小要求，与皇帝诏书有什么区别？”
于烈的确也够烈，回答说：“我于烈不是不知道王爷的显贵，但是派人来要天子的羽林军，这是万万行不通的！我于烈的头可以给你，羽林军，对不起，给不了！”一句话给顶了回去。
元禧遭此“大辱”，便与于烈结下了梁子，他命于烈做恒州刺史，想把这个眼中钉贬到外地为官。于烈辞官不得，便称疾不出，私下里让于忠去皇宫里做“思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