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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颁布三长制的当年（公元486年），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以正式礼服上朝接见众臣。这算是一个标志，冯太后此后虽仍继续临朝听政，但大权已转移到孝文帝的手中。
冯太后两次临朝期间北魏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已经叙过两点：拓展疆域与改革制度。前者先因刘宋自身的混乱而得手，其后又因为形势判断的失误而止步淮水；后者的三大制度则均由她本人亲自决策和推动。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鲜卑人的魏国胡气越来越淡，而汉风则越来越盛。
冯太后的另两点贡献，是兴办学校与尊崇儒礼，这两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教育和礼仪上对北魏进行全盘儒化，或者说是全盘汉化。她比崔浩更明白一个道理，想让鲜卑人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不是齐整人伦，而是需要从内部对上层贵族着力改造，这种改造或许是表面的、肤浅的、容易接受的，但恰恰是这种表面的肤浅，却可以引发日后的连锁反应，最终实现真正的汉化。
所以冯太后着力培养的对象远不只是皇帝拓跋宏一人。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皇弟拓跋禧、拓跋幹、拓跋羽、拓跋勰等人同时被封王，冯太后就乘此机会，在平城设立皇家学馆，选拔最有学问的老师，组织他们学习儒家文化。这个措施很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拓跋鲜卑人是马上得的天下，所以早期他们的贵族子弟从小所受的教育，主要就是骑马、射箭这类硬功夫，以及通过实战积累的指挥经验。对于儒家文化的精髓，他们并没有很好的机会认真汲取和领略，所以拓跋珪才会问出“天下书籍有几许”这样的准弱智问题。同时，也是佛教文化在贵族中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冯太后深谙“文化熏陶要从娃娃抓起”的道理，既然这些亲王将来是北魏的栋梁，那么把他们熏陶成“鲜卑皮汉人骨”就非常必要了。果然，这一代人成为北魏皇族中承前启后、推行彻底改制、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代。尤其是拓跋勰，在学馆中已经表现得聪明好学、出类拔萃，文章写得一级棒，拓跋宏也特别喜欢这个弟弟，兄弟俩的关系非常好。
对于拓跋宏本人，冯太后则更是着力培养，为他编了一本专门的教材，叫作《劝戒歌》，这个东西其实很像后世的《三字经》、《子弟规》，每句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既容易记，又有助于学习道理。冯太后一共编了三百多章，称得上是儿童教材编写的勇于实践者，大约也是古往今来教材编写者中实权最大的一位了吧。此外她又写了十八篇《皇诰》，在宴请百官的大殿之上以诏书的形式颁布，作为皇帝学习的指南、为人的准则以及施政的纲领。
尊崇儒礼方面的举措，则基本是与三大制度的颁布同步进行的。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下诏全面禁止卜筮和谶纬，一旦发现，统统焚毁，私藏不报者一概处死。谶纬这个东西，我们在《纵横十六国》中也专门介绍过，兴盛于汉代，一度成为统治者维护地位的重要工具，其影响至北魏前期已经小了许多。对于乱世迭兴的政权，谶纬学说是有利的，而对于北魏太武帝之后长期治世的局面它可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加之佛教风头正劲、玄学日益兴起，谶纬已退居二线。北魏在这个时候又来这一招，自然是把谶纬推入了万丈深渊。
太和十年，北魏规定官员公服的等级。公服按照品位级别的不同，用不同颜色来区分，从高到低分别是朱、紫、绯、绿、青。这种等级颜色化的创意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已经很难考证，最大的可能性是借鉴魏晋时期的旧制。无论如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载以颜色来区分品位。这一制度演变到唐宋，官服逐渐减为紫、绯、绿、青四种，所以“朱紫”、“紫蟒”也就成了高官显贵的代名词，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太和十一年，北魏又严格审核、统一规定典礼乐章，不属于雅乐的全部摈弃不用。这显然又是继承了儒家思想极其重视音乐文化的特点，到了孝文帝统治中后期，北魏的宫廷文化已经与传统汉族王朝非常接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