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明主昏君 十一 北魏重教崇礼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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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颁布三长制的当年(公元486年),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以正式礼服上朝接见众臣。这算是一个标志,冯太后此后虽仍继续临朝听政,但大权已转移到孝文帝的手中。
冯太后两次临朝期间北魏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已经叙过两点:拓展疆域与改革制度。前者先因刘宋自身的混乱而得手,其后又因为形势判断的失误而止步淮水;后者的三大制度则均由她本人亲自决策和推动。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鲜卑人的魏国胡气越来越淡,而汉风则越来越盛。
冯太后的另两点贡献,是兴办学校与尊崇儒礼,这两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教育和礼仪上对北魏进行全盘儒化,或者说是全盘汉化。她比崔浩更明白一个道理,想让鲜卑人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不是齐整人伦,而是需要从内部对上层贵族着力改造,这种改造或许是表面的、肤浅的、容易接受的,但恰恰是这种表面的肤浅,却可以引发日后的连锁反应,最终实现真正的汉化。
所以冯太后着力培养的对象远不只是皇帝拓跋宏一人。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皇弟拓跋禧、拓跋幹、拓跋羽、拓跋勰等人同时被封王,冯太后就乘此机会,在平城设立皇家学馆,选拔最有学问的老师,组织他们学习儒家文化。这个措施很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拓跋鲜卑人是马上得的天下,所以早期他们的贵族子弟从小所受的教育,主要就是骑马、射箭这类硬功夫,以及通过实战积累的指挥经验。对于儒家文化的精髓,他们并没有很好的机会认真汲取和领略,所以拓跋珪才会问出“天下书籍有几许”这样的准弱智问题。同时,也是佛教文化在贵族中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冯太后深谙“文化熏陶要从娃娃抓起”的道理,既然这些亲王将来是北魏的栋梁,那么把他们熏陶成“鲜卑皮汉人骨”就非常必要了。果然,这一代人成为北魏皇族中承前启后、推行彻底改制、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代。尤其是拓跋勰,在学馆中已经表现得聪明好学、出类拔萃,文章写得一级棒,拓跋宏也特别喜欢这个弟弟,兄弟俩的关系非常好。
对于拓跋宏本人,冯太后则更是着力培养,为他编了一本专门的教材,叫作《劝戒歌》,这个东西其实很像后世的《三字经》、《子弟规》,每句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既容易记,又有助于学习道理。冯太后一共编了三百多章,称得上是儿童教材编写的勇于实践者,大约也是古往今来教材编写者中实权最大的一位了吧。此外她又写了十八篇《皇诰》,在宴请百官的大殿之上以诏书的形式颁布,作为皇帝学习的指南、为人的准则以及施政的纲领。
尊崇儒礼方面的举措,则基本是与三大制度的颁布同步进行的。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下诏全面禁止卜筮和谶纬,一旦发现,统统焚毁,私藏不报者一概处死。谶纬这个东西,我们在《纵横十六国》中也专门介绍过,兴盛于汉代,一度成为统治者维护地位的重要工具,其影响至北魏前期已经小了许多。对于乱世迭兴的政权,谶纬学说是有利的,而对于北魏太武帝之后长期治世的局面它可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加之佛教风头正劲、玄学日益兴起,谶纬已退居二线。北魏在这个时候又来这一招,自然是把谶纬推入了万丈深渊。
太和十年,北魏规定官员公服的等级。公服按照品位级别的不同,用不同颜色来区分,从高到低分别是朱、紫、绯、绿、青。这种等级颜色化的创意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已经很难考证,最大的可能性是借鉴魏晋时期的旧制。无论如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载以颜色来区分品位。这一制度演变到唐宋,官服逐渐减为紫、绯、绿、青四种,所以“朱紫”、“紫蟒”也就成了高官显贵的代名词,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太和十一年,北魏又严格审核、统一规定典礼乐章,不属于雅乐的全部摈弃不用。这显然又是继承了儒家思想极其重视音乐文化的特点,到了孝文帝统治中后期,北魏的宫廷文化已经与传统汉族王朝非常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