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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制汉”，是拓跋珪统治关东地区汉人的基本指导方针，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强过以前诸多中原胡人政权的根本所在。（比如前后燕是典型的家族政权，一家兴则天下兴，一家亡则天下亡；前秦则是企图在文化尚未认同的情况下，盲目推动民族迁徙，最终导致了失败）
然而他毕竟是第一位走入中原的漠北鲜卑领袖，对于汉人，他不可能做到十分的信任与亲近。从前面与李先的问答之中也可看出，他的学识修养极少，早年所受的文化教育也有限，对于汉人的制度与文化的理解，常常局限于肤浅的表面形式，而不会明白其优越性所在。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文化融合的初期必然经历可怕的阵痛，这是拓跋珪当年面临的问题，也是今日多元文化冲突中现代人类所面临的难题。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加上拓跋珪性多猜忌（多数胡人君主共同的性格缺陷），终于酿成了多起悲剧，而拓跋珪本人也因此不得善终。
北魏攻打后燕国都中山时，曾一度缺粮，老百姓都不愿意缴粮租，拓跋珪向群臣问计。汉人谋士崔逞说：“收取桑椹也可以充作粮食呀，古时候飞鸮（即猫头鹰，其叫声很难听）食椹而改音，《诗经》里是有明确记载的。”
飞鸮食椹而改音的典故，见于《诗经?鲁颂?泮水》的“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原意是赞颂鲁侯伯禽的美德，这里当然是被崔逞曲解了。崔逞也是清河大族崔氏的一支，在中原以德才著称。对于北魏军在战争中的暴行，他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又不可能直截了当的向拓跋珪指出，所以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谏言，既帮助拓跋珪解决问题，又不伤体肤地提个醒儿。
拓跋珪没读过《诗经》，不懂这一套，军中既然需要食粮，也只好让老百姓以桑椹作租，心中则十分痛恨崔逞用猫头鹰来侮辱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崔逞担心魏军劳民动众，又说：“可以让当兵的乘着时节自己去林子里采摘桑椹，过时就落光了。”拓跋珪很怒，说：“仗还没打赢，就让士兵解甲入林，采摘桑椹，成何体统？你这是什么话嘛！”于是对崔逞怀恨在心。
几年后，姚兴攻打东晋的襄阳，东晋守将郗恢向北魏将领、拓跋珪的堂弟拓跋遵求救，信中说：“贤兄（指拓跋珪）虎步中原。”拓跋珪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东晋将领轻视他的表现，命令崔逞和另一名谋士张衮回信，指明了要在信中使用贬损东晋皇帝的称呼。信写完一看，崔逞、张衮把东晋皇帝叫作“贵主”，拓跋珪那个气呀，说：“让你们这些人在信里把晋人贬一顿，你们竟敢称呼‘贵主’，哼哼，和那个‘贤兄’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啊！”新账旧账一起算，把崔逞赐死，张衮贬职。
这次事件大大毁坏了拓跋珪在汉人中间的形象，可谓遗祸无穷。后来东晋宗室司马休之等人因桓玄之乱打算投奔北魏，由于听说了崔逞被杀之事，十分害怕，最终决定改换门庭，去了后秦和南燕。拓跋珪知道真相十分后悔，这以后才对犯错的北方士人格外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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