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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允接旨,却一直迟疑不写诏书。拓跋焘催了又催,最后高允要求见过皇上,然后动笔。拓跋焘就召他进宫,高允奏道:“微臣实在不知道崔浩还犯有何罪。如果仅仅是因为写国史的事触犯了皇族先世,不为尊者讳言,也不至于判死罪啊。”
拓跋焘一听,这是什么话,当即就坐不住了,命令武士把高允捆绑起来,就要杀他。旁边拓跋晃吓坏了,一再劝说。拓跋焘才慢慢消了气,想想高允也没说错,就给高允松绑,把他放了,感叹道:“要没有此人,朕恐怕要杀数千人呢!”
事后拓跋晃责备高允:“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替你求情,你怎么反倒去激怒皇上呢?我每次想到这事,还是心有余悸呢。”
高允答道:“所谓历史,就是要如实记载帝王的举止,以为后来者鉴,如此才能让今天的人知道过去的事,将来的人知道今天的事。同时,这样的写史笔法,也能使君主们有所顾忌,言行谨慎。崔浩主持修史,私心很重,的确有罪,但书中写到朝廷起居、国家得失,乃是史法之大体,并无过错。我与崔浩一同编书,自当同生共死,不能独免。承蒙太子殿下出面保我,高允感激不尽;但若要我为了活命说违心的话,我可做不出来。”拓跋晃为之动容,从此更将高允带在身边,咨以要事。
高允侥幸不死,拓跋焘还是没有放过崔浩,他另外找人起了诏书,族诛崔浩所属的清河崔氏以及与之联姻的卢、郭、柳三大士族,其他涉案人员则只杀本人。崔浩为拓跋氏君主谋划一生,到头来化作南柯一梦。行刑当日,七十高龄的崔浩被关在囚车里押往刑场,路上卫士们都爬到他的头顶,一边说着侮辱的言语,一边朝着他的脑袋撒尿,呼声不绝于耳。这位才干见识不亚于诸葛孔明的谋臣,下场竟如此凄惨,让人扼腕。
由于燕赵汉人的几个大族遭受沉重打击,北魏一直欣欣向荣的制度性汉化蒙上了一层阴影。拓跋焘后来也为自己一时的暴虐行径后悔不已,但木已成舟,不得不吞下苦果。
崔浩对于北魏前期政权的发展与巩固,功不可没。他本人虽为一文弱书生,却总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拓跋氏在军事扩张中多次采取他的建议,几无失策。对于北魏的制度,他的影响则是在思想的层面上,是隐性和渐进的,他重视推广儒学,并着力于像汉人一样选贤拔才,这些举措都是能波及数代的。很多人认为,崔浩心存汉室,不热衷于南征,而力图促使北魏政权向其他方向扩充,这其实是一种汉文化的惯性思维方式。崔浩从小受到的教育既然是汉人的传统文化教育,他的言行不管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自然会对汉族、汉文化有利。鲜卑人本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崔浩想从汉文化的角度出发,为鲜卑人写史,其结果只能是悲剧。崔浩的被杀,归根到底源自文化的冲突,它标志着北魏前期的汉化潮流遇到了暂时的阻碍。然而,对鲜卑贵族们而言,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要想生存于中华世界之中,在文化上就别无选择。历史之车轮,轰隆碾过,大势之所趋,无人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