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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坏人”就是有着人形外表的一包罪恶。对这包罪恶，“好人”们完全可以抛开同情、怜悯等道德与情感负担，任性恣情地进行报复和惩罚。人们能在他们身上充分发泄恶念而不会有负罪感，这是传统文化为成人制造的再适合不过的玩具了。于是，在这种毫无禁忌的放纵中，我们内心的恶毒汹涌而出，成为历史上一道道恶心的风景。
这当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思维逻辑，不过我们变这种好人坏人的魔术似乎最为得心应手。一个人一旦被判定为坏人，那么他就由我们的同类变为魔鬼。哪怕我们和他曾朝夕相处，曾是同事，是朋友，是亲戚，都不能阻止我们用对待禽兽的方式对待他。“文化大革命”中，“坏人”们被称作“牛鬼蛇神”，这一称号极为形象地反映了我们的这一思维逻辑。他们是动物，因此必须用对待牲口的方式对待。当刚刚戴上红袖箍的红卫兵们高举皮带抽打昨天像慈母一样辅导自己的老师时，他们就成功地用这一逻辑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他们打的不是老师，而是“牛鬼蛇神”。如果内心涌上怜悯不忍，他们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小资情调，是自己革命意志不坚定的表现。如此，我们便能理解以下情景何以能在“文革”中发生：“那个有星星有月亮的夜晚，我们无端地冲进一个平民百姓的家，将一位善良的少妇拉出被窝，逼她交待她自己也无法弄清的罪过，直到把她打死在如水的月光下。”“在北京的深宅大院，所有的红卫兵都在对一位上了年纪的官员的光头吐唾沫。那么多的唾沫，从光光的额头上往下流，流到他的眼睛里，流到他的鼻子上，流到他的嘴巴里。”
最佳受众奖
所谓受众，是指观众和受刑者。正是他们和刽子手的默契配合，使我们的酷刑艺术达到这样的高峰。
让我们穿越时光，来到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六日黎明的北京西四牌楼。天刚蒙蒙亮，一大群民夫正在牌楼下用竹竿和草席搭建一个临时的棚子——监斩棚。原来，今天这里要处决一个犯人，在朋党之争中受害的郑曼。此人为官多年，在朝廷上下曾颇有文名。
民夫们在监斩棚前竖起了一根一米八左右的柱子，上端带有横木。这是行刑柱。离行刑时间尚早，已经有一大群人围在四周，看着民夫们忙碌。到了上午十时左右，整个街区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到处是人山人海，连附近的房顶上都爬满了人。人声喧嚷，热闹非凡，如同一个盛大的节日。监斩官带着犯人来到刑场时，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人群中挤过来。郑曼其时四十二岁，身材不高，微胖，有点秃顶。说是押来，实际上是被役夫用一只大箩筐抬来的，因为他在狱中被打断了一条腿。此时他的头巾和鞋袜都被挤没了，正躺在箩筐里，絮絮不休地向身边的家人嘱咐后事，神态平静，啰啰嗦嗦，好像是要出一趟远门，而不是将被凌迟处死。
宣旨官开始神态郑重地宣读圣旨。可惜人声过于嘈杂，虽然他已经竭尽全力，人们几乎什么也没听到。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还好一点：“依律应剐三千六百刀！”
此句一出口，众衙役齐声高喊：“威——呵！”声如震雷，让周围的人都不觉悚然一惊。
三声炮响之后，刽子手把郑曼从筐中提出来，牢牢捆在柱子上。此时的郑曼四肢近乎瘫软，因此几乎是被悬在柱子上，全靠绳子的力量才不至于滑下来。这时，周围的人声开始小下来，等到刽子手拿起刀的时候，偌大的一个广场，几近于悄无声息了。
第一刀从左胸开始。刀尖锋利地进入皮肤，轻轻一挑，指甲大的一块肉翻了起来，在太阳下亮晶晶的。刽子手们经验丰富，用刀时避开血管，以免犯人流血过多而死。所以，刀口处只流了很细的一绺血。郑曼像一条死鱼一样悬在柱子上，咬紧牙关，嘴里嘶嘶有声。随着行刑的继续，他的全身像电击一样簌簌发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