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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叫青年曲艺团，但是老艺人挺多，丁爷是年轻一辈，总受欺负，老演员一看园子里观众不多了，就派丁爷上去说单口相声，拖延时间，他们出去吃饭。这下儿反倒让丁爷长了本事，积累了大量的单口段子。
现在的年轻人新到一个单位，同事让你多干点儿活儿，别以为是坏事儿。还学本事呢，将来是挣钱的资本。
“文化大革命”一来，丁爷可就受罪了。他在玉器行的时候，也做过日本人的生意，结果被打成了日伪特务。谁揭发的呢？肯定是他们团的老艺人了，外行人也不了解情况呀。平常有矛盾了，就借着这个机会报私仇。
其实这也难说谁对谁错，那个年代就是你揭发我，我批判你。还有国家级团体的大艺术家到丁爷的街道搜集丁爷的材料，那时候讲究串联，不光揪本单位的坏蛋。
“文革”当中丁爷可没少挨打。曲艺界有那么一段故事，叫做“打死丁玉鹏，吓死习相远”。造反派在屋里打丁玉鹏，他的搭档习相远在门口儿看。习相远也是旗人，解放前家里挺有钱，成分也不好。他琢磨了，“一会儿也得这么打我，我哪儿受得了呀！”
他走到紫竹院公园旁边的小河沟，跳河自尽了。其实那河水也就齐腰深，往起一站就淹不死。但是习相远一心想死，没往起站。挨打的丁玉鹏反倒活了过来，就是腰部被打伤了，后半辈子腰直不了，总是向后仰着。
后来丁爷一家老小被赶到农村，当了十年农民。让一个粉墨登场的演员整天守着田间地头，跟大粪、麦苗打交道，心理上受的打击可想而知。丁爷的老伴儿那是曲艺园子班主出身，哪儿会干活呀？所有农活都得丁爷一个人承包。
后来他们的儿子大了，能帮把手啦。儿子学习不错，还当上了大队的会计，丁爷肩上的担子才轻了点儿。人的适应能力挺强，走一步说一步，丁爷说到了“文革”晚期，一家四口（还有个女儿）在农村的小日子，已经过得有滋有味了。
“文革”结束，丁爷落实政策，一家四口儿回到北京。过去的房子早就让别人占了，暂时住在丰台。青年曲艺队在西单的剧场已经没有了，改在前门大栅栏演出。丁爷每天从丰台到前门太远，单位又在德内大街给他们找了间小平房，一家四口儿挤在十几平米的房间。后来儿子、闺女相继结婚搬了出去，老两口儿住得才算宽敞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