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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五百年间，士子们埋头于八股文之中，甚至连四书五经都弃置一边，手段和目的分道扬镳。清代江西学政汪廷珍回忆他在主持学政时的所见所闻说：“童生中多有文理颇顺，问以四书古文，不能记忆；五经、三传，竟未识面。又有十一二岁童子，五经尚未开卷，而试牍闱墨，成诵已多。”面对这种情况，康熙也自甘承认无可奈何。他毫不隐讳地说：“非不知八股文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
五百年间，面对这个显而易见的荒谬方案，改革的呼声稀薄而苍白。只是在乾隆年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表列举八股文的种种弊端，要求改革。他说：八股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也；墨房行卷，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才者二”。奏章送上去了，皇帝按例让礼部回答，礼部根本没好好看，一通含混搪塞，这声不同寻常的呼吁就这样淹没在官员们的麻木敷衍之中了。
科举制度至此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四
每年进士及第后，大唐王朝的首都都要举行“曲江会”。曲江之畔，丝竹喧天，百戏杂陈，人头攒动。新科进士们一个个容光焕发，扬眉吐气。“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之家率以其日择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这一天，几乎是全长安的节日。
节日只有一天，其余的日子远没有这样风光耀眼。曲江会的狂欢气氛再浓，也掩不住无数下第者的落寞空虚。
这个以狂欢来做结尾的过程，一千三百年来带给人们的欢乐，和它所制造的痛苦相比，显得那样的短暂、轻浮，转瞬即逝。
生在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当他翻开书本的那一刻起，一种沉重的命运已经强加在他的头上。他会时时刻刻感到那种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沉重压力，那就是功名。选择了书本其实就是选择了一场残酷的赌博，赢了，人生的一切荣誉、荣耀、光辉和绚烂都为你准备好了；输了，你永远是一无所有，陪伴着你的，永远是凄凉冷清。在这场盛大排场的赌博中，绝大多数参与者一败涂地。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约略的统计。以1850年的清代为例，当时全国的人口为四亿四千万。其中读书人能有多少呢？如果按一百比一的比例，将是四百四十万。考虑到中国社会重视对后代的教育的传统，这个数字也许偏低了，而这一年，通过种种考核，最后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只有二十二万四千人。在这二十二万四千人之中，选拔出了四千余名举人，二百多个进士。中举的比例是一百比二，而有幸金榜题名的概率是一千比一。也就是说，进入考场的人当中，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与成功无缘。在这样的比率下，一个读书人在他的一生中达到自己目标的机会，像中彩一样偶然。从概率的角度说，一个人，从他选择了书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选择了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