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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典籍的记载，我们能够在今天穿越时空，把目光投向科举考试的现场。每一年的三月初九日到十八日，在前一年乡试中考取的举人们从全国的各个角落准时汇集到京师的贡院门前参加会试。天边凝着冬云，北风刺骨，但是由于紧张兴奋，人们几乎忘了天气的寒冷。他们是经过由县试、府试、院试层层淘汰剩下来的精英，到这一层次的只有几千人，但是他们还要经过一次更为严酷的考验，他们当中只有二百到四百人能够通过最后这一关，成为最后的幸运儿：进士。考场是一间间蜂巢式的考舍，这种设计便于监考官的巡察而能有效防止抄袭。考场内已经过严格的检查，确认没有人在考舍内预先埋设什么备用的抄袭材料，然后考生们根据临时打乱的座号依次唱号入场。考场内戒备森严，在各个关口分别有外场砖门巡察官员，围墙外巡察官员，专门搜检大臣，稽查与考生交谈、换卷、乱号等作弊行为的大臣，当然，还有防备考场上出现意外事故的医生。官员们神态严肃，一遍又一遍检查着举人们的衣服物品。气氛似乎紧张了点，有着一种防士子如同防贼的让人不太舒服的心态，但同时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官员身上平时并不多见的严谨而现实的态度。在这里，他们一改平日拖沓颟顸的作风，不再用道德教化来代替制度考虑，而宁可做人性实恶的最坏设防。这一次，他们对人性的态度是少有的现实，他们的措施也少有的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
交卷后的措施同样严密细致：考生考完后，受卷官就在卷子上盖上印记，十卷一封，转到弥封所。弥封官再把试卷上考生的名字封上，打乱顺序，盖上印记，转到誊录所，在这里，所有的考卷都被书手重新抄写，目的是为了防止阅卷官通过笔迹认出考生。然后，两种卷子被送到对读所，对读官核查卷子抄写无误，在卷子上印下对读官和誊录手的名字以备万一出错时核查，最后，这批卷子才到阅卷官手里。在试卷的运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用笔的颜色、停留的时限都有严格规定，整个过程周密严谨，滴水不漏，从制度角度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出现作弊的可能。即使现在看来，我们还是不得不为其设计的周密严谨而惊叹。
这些林林总总的规定也许让你觉得琐碎麻烦，但如果你考虑到这个社会平素拖沓散漫的做事习惯，惯于把制度变成一纸空文的传统，那些为科举制度的完善而持续努力的人的认真精神就更加引人注目。一千三百一十七年之中，科举制的连续有效运转，为中国贡献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一千多万各类行政官员，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社会基层。它基本上维护了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毫无疑问，它在传统社会的正常运作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在对这个制度的回望中，我们发现，创造、组织和实际操作力这些素质并不是中国人血液中先天缺乏的因子。保持社会的缓慢松散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家们的刻意而为，是出于追求稳定和谐的政治目的。它几千年来不紧不慢是一种有意识的懈怠。当这个民族集中起精力时，它也能把一件事做得完完整整，严严密密，漂漂亮亮。科举制以它的公正、效率、精密和整个社会背景产生巨大的反差效应。
二
这个制度的诞生，似乎就基于一个悖论。在我们的想象中，这样一个富于创造力的构想应该诞生于秦皇汉武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脑海里，然而事实是，它的创造者因为荒淫、离经叛道而著名，他就是隋炀帝。
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事实。隋炀帝确实荒淫而且荒唐，他心性浮夸，把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作风带到了国家的行政上，但是他一系列荒唐行为背后所表现出的瑰奇华丽的创造欲，却淹没在史实当中。实际上杨广是个天赋极高的人，他才华出众，从他留下来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文笔相当出色。《资治通鉴》上记载，他“美姿仪，性敏慧，深沉严重，好学，善属文”。而且他胸襟抱负不凡，富有想象力，做人也颇有情趣，喜欢做一些大手笔的事。比如他听说当时的吐谷浑族从波斯引进了一种“龙马”，骏逸非凡，放养在青海草原。于是他就在全国选了两千匹良种母马放入接近青海的山川地带，想求得“龙种”。这件事虽然没有任何结果，而且是作为他荒唐的一个例证载在史书，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炀帝浪漫的创造性格和愿意进行试验的精神。
科举制并不是自创生即完备周密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也曾经历了失误、挫折，甚至后退，但是，由于一代代人薪火相传的持续努力，它一步步地完善，一步步地走向成熟。
科举制刚刚诞生的时候，还是相当幼稚的，构思上有一种直观思维的可触摸的意味。比如隋炀帝设立的十个科举科目，“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膂力骁壮”……这些科目的名称带有明显的感性特征，“敦厚”和“清洁”虽然美好，但是如何衡量？到了唐朝，这些科目才被改为明经、进士、秀才、明法、明算、明字、制科，选拔人才的标准从模糊不清的道德描述转为各类才能的分级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