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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两重的君主观念，依然摆不脱封建时代的遗影。
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此自东汉下半节已有此端，至三国而大盛。
然而此种趋势，苟有一个更合理、更伟大的思想起来，未尝不可挽回。惜乎魏、晋以下的思想，又万万谈不到此，中国于是只有没落。【南史宋武陵王诞反，或劝其长史范义出走。义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庆远传，梁武初为雍州剌史，辟庆远为别驾，庆远谓人曰：“天下方乱，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尽诚协赞，遂成帝业。则所谓“二重君主观念”者，在南朝犹烈。北朝周、齐稍革，至陏、唐而绝，而中国亦复趋统一矣。】
<h4>四、新政权之黑暗</h4>
历史的演变，并不依照一定必然的逻辑。【因不断有人类的新努力参加，可以摇动逻辑之确定性。】倘使当时的新政权，能有较高的理想，未尝不足以把将次成长的离心力重新团结起来，而不幸魏、晋政权亦只代表了一时的黑暗与自私。
曹操为自己的家世，【父嵩为宦官曹腾养子，官至太尉。陈琳为袁绍作檄云：“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对当时门第，似乎有意摧抑。【杨、袁皆东汉最著之名族。曹操欲杀太尉杨彪，孔融目：“孔融鲁国男子，明日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然孔融与彪子修，卒皆被戮。操与孔融手书曰：“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达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杀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则操之意态可想。】有名的魏武三诏令【建安十五年下令：“天下未定，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齐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无盗嫂受金，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惟才是举，吾得用之。”十九年令：“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二十二年令：“韩信、陈平，成就王业。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瑰，秦不敢东乡，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高才异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今按：西京重“贤良”，东京重“孝廉”。魏武三令，亦若有欲返“孝廉”而归“贤良”之意。此等思想，孔融诸人已早发之。惟此三令之措辞明白破毁道德，益趋偏激，前固无例，后亦少偶。】明说“唯才是举”，虽“不仁不孝”亦所勿遗。他想要用循名责实的法治精神，来建立他的新政权。【故云：“丧乱以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魏志刘矫传。）直至魏明帝犹云：“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盖尚“名”则其权在下，尚“法”则其权在上也。】但是曹家政权的前半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相名位铲除异己，依然仗的是东汉中央政府之威灵。【袁绍借讨董卓之名为关东州牧盟主，亦是仗借中央。】下半期的篡窃，却没有一个坦白响亮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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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述志令自称：“无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不足为篡窃之正大理由。曹氏不能直捷效法汤、武革命，自己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子依然不能做周武王，【既已大权在握，汉献亦无罪过。】必做尧、舜禅让，种种不光明、不磊落。总之，政权的后面，没有一个可凭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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