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化民成俗：流氓是如何教育百姓的 (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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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朴素的农民观点来看，成天看戏，不过日子，不是正经人做的事儿，所以洪武年间的民间戏曲工作重点落在禁上。一是限制人看戏，“太祖谓詹同曰，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看戏容易让人沉溺享乐，不安心工作，所以他不主张老百姓把太多精力放到玩乐上。对于那些痴迷学戏的人，他十分反感。“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李光地《榕村语录》载：“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歌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
他反对老百姓搞迎神赛会，洪武三十年更定的《大明律》规定：“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薛永升等《唐明律合编》）二是限制戏剧的内容。朱元璋对戏剧创作和演出有明确的思想导向，即推广有利教化百姓的戏剧，禁绝那些有不健康内容特别是挑战专制秩序的戏曲。元代杂剧内容驳杂，有些戏一味追求无厘头搞笑，神仙皇帝形象不那么庄重，让朱元璋感觉很不舒服。
洪武六年，朱元璋发布诏书，禁止戏台上扮演古代帝王圣贤：“诏礼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乐人，毋得以古先圣帝明王、忠臣义士为优戏，违者罪之。先是，胡元之俗，往往以先圣贤衣冠为伶人笑侮之饰，以侑燕乐，甚为渎慢，故命禁之。”这一命令后被载入《大明律》：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问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当然，限制的作用是有限的，更聪明的做法是充分发挥戏曲的正面作用。所以朱元璋戏曲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树立通俗文艺的样板，引导戏曲创作的新风。有一次，朱元璋看到一出新戏，叫《琵琶记》，内容是说已婚的蔡伯喈中了状元，被宰相选中做女婿。在这出戏中，蔡伯喈不断在种种矛盾中挣扎：因为父母年迈，他不想赴考。但为了给国家作贡献，最终仍然赴试。为了服务君主，他就要做官，做官就要听宰相的话，可他又不想丢弃结发妻子。在内心挣扎斗争中，表现了他忠孝节义俱全的高尚品质。
这出戏是一部标准的主题先行之作，在第一出“副末开场”中，作者就这样点明了创作意图：“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所以他创作这出戏的目的，不是像别的戏那样为了“插科打诨”，逗人一笑，而是为了要宣扬“子孝共妻贤”。
朱元璋看了这出戏后，大为激赏，当场批示说：“《五经》《四书》，是布帛栽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味，贵富家不可无。”
认为这出戏在教化民众方面，作用甚至大于儒家经书。戏曲得到最高统治者如此褒扬，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
朱元璋的批示使《琵琶记》成为教化戏曲中一面光彩耀人的旗帜，发挥了巨大的导向作用，促使明初戏曲创作出现了一种“道学风”。戏剧家邱浚在朱元璋思想的指导下创作了一出专门教化民众的《五伦全备记》，他在“副末开场”里这样表明创作目的：“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这出戏人人高大全，个个都是人伦楷模。形象干瘪，语言酸腐，不堪卒读。这种创作思路，自然导致明初杂剧内容无甚可观。
朱元璋的后人朱有炖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剧作家，他一生著作收入《诚斋乐府》，共有杂剧31种。这些杂剧，除了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庆贺剧”，就是荒诞迷信、消极颓废的“度脱剧”，再不然就是教忠教孝的“节义剧”，没有一出能让人看得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