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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年间，梁国的经济危机逐渐显现，战事频繁，大兴佛事，使得国库日益空虚。普通四年（公元523年），政府下令罢铜钱而铸造铁钱，这种铁钱又称“铁五铢”，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批量铸造的铁钱。铁钱价值不及铜钱的十分之一，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吏大肆贪污，商人从中渔利，民众苦不堪言。
比普通百姓更糟的，是军人的经济状况。南朝的兵制承自三国两晋，其原则为一旦为兵，世代为兵，父死子代，兄终弟及，也称“世兵制”。这些所谓的“军户”被严格管理，担负着沉重的兵役。到了天监十七年（公元519年），梁武帝颁布诏书将士兵与奴婢并列，军户的地位低到了极点，逃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士兵们不是剃度为僧，就是投入豪强门下做荫户。
为了制止士兵逃亡，朝廷又规定，一人逃亡，全家以身抵押服役。走投无路之下，各类作奸犯科乃至官逼民反的事件就多起来了。大同年间，广晋（今江西景德镇西北）、安成（今江西安福）、交趾（今越南河内）先后发生了聚众叛乱，其中以交趾豪强李贲的反叛规模最大，他于大同七年（公元541年）自称越帝，与朝廷对抗，极盛时几乎攻下广州。叛乱持续了七年，直至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才被平息，陈国开国皇帝陈霸先，就是通过镇压这场叛乱崭露头角的。
梁武帝并非没有意识到种种社会问题，他曾几次下诏，要求官员上书举奏提出批评意见。散骑常侍贺琛就上书，具体列举了时政的四大弊端：一、地方官员横征暴敛，导致百姓流移，户口锐减，妨害民生大计；二、贵族奢靡无度，风气败坏；三、朝廷官吏专为利己，无心奉公；四、政府兴造过多，劳民伤财，动摇国本。
这四条，分析得都是很在理的，可梁武帝看了以后大发雷霆，立即给贺琛回复敕文：“你说有人贪残，有人奸猾，是什么人，是什么事？具体指出来，如若不然，就是欺君枉上！朕三十年如一日，崇尚节俭，百官怎会不效仿？你得好好认识错误，严肃检讨！”贺琛见状，只得乖乖承认错误，不再说话。
梁国朝臣里，像贺琛这样偶尔还敢直言上书的，已经是凤毛麟角。梁武帝老了，只爱听奉承话，中期的能臣周舍、徐勉死后，他最宠幸的就数中领军朱异了。朱异学问高，本事也有，但是人品很差。他明白如何揣摩上意，一味阿谀谄媚，同时又结纳私党，收受财赂。在他的手里，梁国朝纲每况日下，愈加黑暗。
佛教是讲究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梁武帝却只对皇亲官吏慈悲为怀。有一次，梁武帝去郊祀，半路上有个老头拦住御驾劝谏：“陛下执法，对庶民太严苛，对权贵太宽松，这不是长久之道，假如能有所改变，则天下大幸。”梁武帝听后并没有检讨和改正，依旧如故。（梁武帝的统治方略，类似元朝，明太祖朱元璋一针见血地说：“元以宽亡国。”这个“宽”不是指对百姓宽，而是指对权贵宽。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的强悍，尚且不足百年而亡，梁武帝的潜在危险，也可想而知了）
在梁武帝手下做官员，是非常“幸福”的，犯了罪往往能法外开恩。作为梁武帝的亲戚，更是如此。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打仗无能（参见《绝代双骄》），收刮百姓却很有一套。六王爷给自己谋了个职业——放债，他以借债人的田地、房产、商号、店铺作抵押，还债期限一过，马上派人夺取抵押的宅店田产，然后再利用这些宅店田产牟取新的暴利。建康周围江东一带，失业破产的百姓无以计数，多半有他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