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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内部频出乱子的同时，与其相对立的北齐的开国皇帝高洋，已经稳稳当当地做了八年的皇帝。
高家的状况与宇文家不同，自从高欢消灭尔朱氏、攻占洛阳以来，高氏就掌握着政治与军事的绝对控制权，在关东地区不存在其他足以与之抗衡的势力。其中的原因，一来，得力于高欢父子扫除异己的能力，二来，反对高氏的稍微大点的势力，几乎无一例外地投奔了西魏和北周。（“魏”这个象征正统的国号，早就没那么大的号召力了。北周代西魏那一年，北齐的南安（今湖北新洲一带）城主冯显就向北周献城投降，可见对于北方两国的将领，魏、齐还是周并不重要，关键还看为哪个政权效力能够取得更多更好的利益）
如此说来，比之北周的宇文氏兄弟，高洋应该更容易搞好国家的内政外交，在统一天下的竞争中抢得先机。
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谈及民主与专制时，认为民主远非完美的制度，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不如专制，但是与专制相比，民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更多的错误，相对而言，是目前所见的最好的制度。
这一观点，有点类似于北周与北齐建国初期的情形。北周府兵制下的派系斗争，当然谈不上民主，但可以归类为制衡，宇文护代表的宇文家族虽然一时取得了权力上的独大，但其他派系并没有消亡，他需要时刻防止对手的“复辟”。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大家的智慧其实是差不多的，你想得到的对方也想得到，胜败的关键是看谁能犯更少的错误，客观上促使宇文护必须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施政方针。北齐则由于高家的绝对领导地位，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功业可能很大，错误也可能很大。
作为皇帝，高洋的功业确实很大。即位之初，他就在很多人不看好的情况下，面对宇文泰的试探进攻，迎头顶上，令一代枭雄宇文泰不战而退，显示出非凡的胆略。鉴于高欢、高澄时期吏制败坏、贪污成风，他重用吏部尚书杨愔主管刑律。杨愔是汉人，汉人集团认为这是向鲜卑旧贵复仇的好机会，自然加大力度整治起贪腐。高洋借着鲜卑与汉人的矛盾，既整顿了吏治，又打击了旧贵势力，还获得了汉人的拥戴，一举三得。
高洋的立法思想也很先进，他认为东魏的《麟趾格》还不够完善，组织右仆射薛琡等人，在《麟趾格》的基础上，修撰法典。这便是对隋唐律典产生巨大影响的《齐律》（为区别与南齐的法律，也叫《北齐律》）。《齐律》是一部集历代立法大成之作，一共包括十二篇，949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疑称得上科学与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