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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国在历史上的地位很特殊。南朝的阶层本质上可以按照籍贯出身分为三类:来自北方说北方话的侨人、世居南方说吴语的吴人,以及广泛分布于南方山区的蛮族土著。
东晋时期,北方南迁的侨姓士族几乎控制了所有的统治资源,最典型的便是王、谢两家的一时极盛,此为“北人治南”。东晋中期以后,长期的南北分裂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起用世居吴地的南方人,即“北人用南”。到刘裕做皇帝时,南朝开始形成侨人与吴人共同统治的局面,尽管侨人的势力在初期还相当庞大,但吴人的重要性已不可忽略,建立刘宋的功臣沈田子、沈林子兄弟,刘宋名将沈庆之、沈攸之,都出自吴兴(今浙江湖州)的沈氏,白袍将军陈庆之,也是南方的吴人。由宋到梁,统治者越来越依赖于吴人的军事力量,逐渐发展为“南北共治”的局面。侯景之乱使得金字塔顶的侨人与吴人元气大伤,原先极少为人注意的第三阶层借机崭露头角,这便是南方蛮族的土豪洞主。
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问题,自古以来就不比北方的简单,只不过南方蛮族的侵略性相对较低,受到的关注较小。北方有“五胡”,南方有“五蛮”:蛮、俚、溪、僚、越(越一般专指山越。俚、溪、僚三族的名字,以前都是“犬”字旁,以示侮辱,“蛮”字下面的“虫”,当然也带侮辱的含义,这些词今天都废弃不用了。但有些沿用至今的地理名称,历史上与“蛮”字也是类似的,比如蜀、闽等等)。“五蛮”的分布地区大体上是不相交的,蛮族主要分布于荆、湘、雍、郢、司等州,相当于今天的河南南部到湖南之间的地区,蛮族内部还可分为多支;俚族分布于湘、广州,即今湖南南部与广东;溪族分布于江州的寻阳、南昌、武陵等郡,即今江西地区;僚族分布于荆州西部、梁、益、宁、交、广州,即今湖北西部、四川、贵州、广西以及越南等地的广大地区(有一种说法认为,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或称寮人),便是僚族的后裔);山越主要分布于扬州,即今浙江南部和福建一带。此外,还有分布在荆、湘、梁、益州的延族、益州的巴族等等,支系相当复杂。
陈霸先建立陈国,是从五蛮聚居的岭南起兵的,他必须通过获取五蛮的支援来扩充实力。北讨侯景期间,归附于陈霸先的势力中,将近一半是南方的蛮族,比如俚族的侯安都、冼夫人,溪族的黄法氍、欧阳頠(也有说欧阳頠为俚人),割据各地、拥护陈霸先的周敷、周迪、熊昙朗、留异、陈宝应、鲁悉达等人,也分别出自溪、越、蛮等族。可以说,没有南方的“五蛮”,也就不会有陈国,考虑到陈霸先所倚仗的另一半军事力量,如杜僧明、周文育、吴明彻、华皎等大将,都出身吴人,而陈霸先本人,更是地地道道的吴人,我们可以这么说,到了南北朝末期,南朝才真正成为吴人与蛮族为主体的南方人的天下,即“南人治南”。陈寅恪先生甚至提出,在某种意义上“陈也可说是南方蛮族建立的朝代”。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陈宣帝即位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变。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由于南方蛮族文化水平不高,同时也需要拉拢侯景之乱后残余的侨人势力,陈武帝、文帝两代在文官方面大量任用侨人,治理朝政,例如前面说过的毛喜、蔡景历、到仲举、刘师知等等。在武将方面,陈文帝清剿的几大地方武装,都是南方蛮族,此消彼涨,北人与南人的矛盾也急剧升温,侯安都之死,与此也颇有关联。
因此,陈宣帝面临两大问题:一、如何解决侨人为主的门阀士族与南方吴人、蛮族为主的土豪之间的矛盾;二、南陈虽然立国,但外部环境极其险恶,强敌隔江而立,国都建康岌岌可危,如何克服防御上的弱点,谋求国家的安全,是陈宣帝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这两大问题指向了同一个答案——北伐。
事实上,天嘉三年(公元562年),陈、齐两国就建立了友好关系,而陈、周之间除了华皎谋反的前后三年处于敌对状态,也基本维持了和平。但南朝的进程反复证明了我们曾经强调的一个道理:“守江必守淮”,淮水的得失直接影响南朝的兴亡。凡是淮南防线安全的时代,南朝的统治就稳固,比如元嘉之治、梁武帝时期;凡是淮南防线丧失的时代,南朝的统治就混乱,比如南齐后期、侯景之乱以后。另一方面,长江中游的江陵和上游的益州对于江南也很重要,所谓“江左不可无蜀”,失去这两个地方,就好比咽喉被敌人扼住,随时有窒息的危险。吴明彻进攻后梁,试图夺回江陵,便是出于这种考量。
也就是说,陈宣帝要想长治久安,就得打破一味和平的外交政策,在军事上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要么联齐伐周,要么联周伐齐,把防线向北推移。而北伐,也正好可以将南方人控制的土豪军队投入使用,从而达到扩大生存空间、缓解内部族群矛盾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