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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按：就中国史上之商人言之，西汉货殖传中人物，其在当时社会上之势力，勿论矣。即如东汉初，樊重家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资至百万，光武资之起。其末年，蜀先主亦得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之助。而麋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钜亿。进妹于先主，奉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则其实商人势力，犹可想见。降及两晋，多以朝廷大僚而兼营货殖，如王戎、【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石崇【甚至劫夺。】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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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徽中，张兴世为雍州刺史，还家，拥资三千万。【而为苍梧王所劫。】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而梁武陵王纪都督益州，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嶲，西通资陵，吐谷浑，殖其财用。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其他锦罽缯采称是。又得贾胡为主金帛。【见北史何妥传。】同时梁武弟临川王宏，积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是三十余间，计见钱已三亿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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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富商大贾以货贿得仕宦，屡见史册。隋、唐商业尤盛，而官吏以经商致巨富亦常见。自两宋以下，此风似不扬。官吏兼务货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贾在政治、社会各方面活动势力亦见绌。其趋势盖自唐中冶以后而始变。一则商税日重，商利日薄。如唐代“公廨钱”【亦名“料钱”。】有七分生利者。【唐武德以后，国家仓库犹虚，应京官料钱，并给公廨本，令富当司令史番官迵易给利，计官员多少分给。贞观时，褚遂良极论之，然其制终不革。开元六年，祕书少监崔沔议：“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兼算劳费，不啻五千。”】开元十六年诏：“天下负举，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可见当时社会利率之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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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安石行新法，青苗市易皆收息二分，已为一时诟病，亦由其时社会一般利润自低也。惟其利润降低，故商人不能进至于大富，而官僚亦无从自商人处一转手而获多金。然论社会商业状况，宋以下若转较唐以前为活泼。【市坊制度，皆至宋而废弛。于是有夜市，有草市。此盖都市人口增加，财富旺盛，交通便利，劳动生产力发达，故商业交易，随时随地而扩大。又如唐以前用钱绢，宋、元以下用银钞，皆可见商货交易之厚盛于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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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社会商业情况之盛衰，不必与商人所得利润之高低为正比。故宋以下社会一般商业虽转盛，而资本集中之趋势则日减。二则贵族特权日削，官方则例日严，故宋、明权臣大僚，多务于厚拥田租而止。田租之视商利，故瞠乎后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