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正当研究便是人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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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姓名不详的古罗马人,留下了一段出处不详的拉丁语,意思是:“他们著书,不像是出自一个深刻的信念,而像是找个难题锻炼思维。”另一位名叫欧里庇德斯的人说:“上帝的著作各不相同,令我们无所适从。”而古罗马时期最为著名的政客西塞罗不无心酸地说道:“我们的感觉是有限的,我们的智力是弱的,我们的人生又太短了。”
这其实是我们源远流长的悲哀。很多为了锻炼思维而不是出于信念生长起来的思想影响着我们,再让我们世代相传;让我们心甘情愿地去接受那些显而易见的逻辑的引诱,为了去寻找隐藏中的、扑朔迷离和时隐时现的逻辑;在动机的后面去探索原因的位置,反过来又在原因的后面去了解动机的形式,周而复始,没有止境。然后我们陷入了无所适从之中,因为上帝的著作各不相同。接着我们开始怀疑,最终怀疑还是落到了自己头上,于是西塞罗的心酸流传至今。
两千多年之后,有一位名叫墨里·施瓦兹的美国人继承了西塞罗的心酸。他大约在1917年的时候来到了人间,然后在1995年告别而去。这位俄裔犹太人在这个充满了战争和冷战、革命和动乱、经济萧条和经济繁荣的世界上逗留了78年,他差不多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他所经历的世纪是西塞罗他们望尘莫及的世纪,这已经不是在元老会议上夸夸其谈就可以搞掉政敌的世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在依塞亚·柏林眼中,这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写下了《蝇王》的戈尔丁和法国的生态学家迪蒙继续了依塞亚·柏林的话语,前者认为“这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后者把它看作“一个屠杀、战乱不停的时代”;梅纽因的语气倒是十分温和,不过他更加绝望,他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
这就是墨里·施瓦兹的时代,也是很多人的时代,他们在喧嚣的工业革命里度过了童年的岁月,然后在高科技的信息社会里闭上了生命的眼睛。对墨里·施瓦兹来说,也对其他人来说,尤其是对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经历就像人类学家巴诺哈所说的:“在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安安静静地生、幼、老、死,走过一生没有任何重大冒险患难——与20世纪的真实事迹……人类经历的种种恐怖事件之间,有着极为强烈显著的矛盾对比。”墨里·施瓦兹的一生证实了巴诺哈的话,他确实以安安静静的人生走过了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纪。他以美国的方式长大成人,然后认识了成为他妻子的夏洛特,经历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他有两个儿子。他开始时的职业是心理和精神分析医生,不久后就成为了一名社会学教授,并且以此结束。
这似乎是风平浪静的人生之路,墨里·施瓦兹走过了儿子、丈夫和父亲的历程,他在人生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是尽力而为,就像他长期以来所从事的教授工作那样,认真对待来到的每一天。因此这是一个优秀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或者说他的优秀之处正是在于他以普通人的普遍方式生活着,兢兢业业地去承担命运赋予自己的全部责任,并且以同样的态度去品尝那些绵延不绝的欢乐和苦恼。他可能具备某些特殊的才华,他的工作确实也为这样的才华提供了一些机会。不过在更多的时候,他的才华会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更加肥沃的土壤,结出丰硕之果,从而让自己时常心领神会地去体验世俗的乐趣,这是一个真正的人、同时也是所有的人应该得到的体验。而且,他还是一个天生的观察者,他对自己职业的选择更像是命运的安排,他的选择确实正确。他喜欢观察别人,因为这同时也在观察自己。他学会了如何让别人的苦恼和喜悦来唤醒自己的苦恼和喜悦,反过来又以自己的感受去辨认出别人的内心。他在这方面才华横溢,他能够在严肃的职业里获得生活的轻松,让它们不分彼此。可以这么说,墨里·施瓦兹的人生之旅硕果累累,他的努力和执着并不是为了让自己作为一名教授如何出色,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加地道的人。
因此,当这样一个人在晚年身患绝症之时,来日有限的现实会使残留的生命更加明亮。于是,墨里·施瓦兹人生的价值在绝症的摧残里闪闪发光,如同暴雨冲淋以后的树林一样焕然一新。在这最后的时刻,这位老人对时间的每一分钟的仔细品味,使原本短暂的生命一次次地被拉长了,仿佛他一次次地推开了死亡急躁不安的手,仿佛他对生命的体验才刚刚开始。他时常哭泣,也时常微笑,这是一个临终老人的哭泣和微笑,有时候又像是一个初生婴儿的哭泣和微笑。墨里·施瓦兹宽容为怀,而且热爱交流,这样的品质在他生命的终点更加突出。他谈论心理建设的必要性,因为它可以降低绝望来到时的影响力;他谈论了挫折感,谈论了感伤,谈论了命运,谈论了回忆的方式。然后他强调了生活的积极,强调了交流的重要,强调了要善待自己,强调了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内心。最后他谈到了死亡,事实上他一开始就谈到了死亡,所有的话题都因此而起,就像在镜中才能见到自己的形象,墨里·施瓦兹在死亡里见到的生命似乎更加清晰,也更加生机勃勃。这是一位博学的老人,而且他奔向死亡的步伐谁也赶不上,因此他临终的遗言百感交集,他留下的已经不是个人的生命旅程,仿佛是所有人的人生道路汇聚起来后出现的人生广场。
墨里·施瓦兹一直在对抗死亡,可是他从来没有强大的时候,他最令人感动的也是他对抗中的软弱,他的软弱其实是我们由来已久的品质,是我们面对死亡时不约而同的态度。他的身心全部投入到了对自己,同时也是对别人的研究之中,然后盛开了思想之花。他继承了西塞罗的心酸,当然他思想里最后的光芒不是为了找个难题锻炼思维,确实是出于深刻的信念,这样的信念其实隐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墨里·施瓦兹说了出来,不过他没有说完,因为在有关人生的话题上没有权威的声音,也没有最后的声音,就像欧里庇德斯所说的“上帝的著作各不相同”。于是在结束的时候,墨里·施瓦兹只能无可奈何地说:“谁知道呢?”
然而,墨里·施瓦兹的人生之路至少提醒了我们,让我们注意到在巴诺哈所指出的两条道路,也就是个人的道路和历史的道路存在着平等的可能。在巴诺哈所谓的时代的“真实事迹”的对面,“安安静静”的个人经历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而且这样的经历因为更为广泛地被人们所拥有,也就会更为持久地被人们所铭记。墨里·施瓦兹的存在,以及他生命消失以后继续存在的事实,也说明了人们对个人经历的热爱和关注。这其实是一个最为古老的课题,它的起源几乎就是人类的起源;同时它也是最新鲜的课题,每一个新生的婴儿都会不断地去学会面对它。因为当墨里·施瓦兹的个人经历唤醒了人们自己经历的时候,也就逐渐地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经历,当然这样的经历是“安安静静”的。与此同时,墨里·施瓦兹也证实了波普的话,这位启蒙主义时期的诗人这样说:“人类的正当研究便是人。”
墨里·施瓦兹年轻的时候曾经为到底是攻读心理学还是社会学而犹豫不决,“其实我一直对心理学很有兴趣,不过最后因为心理学必须用白老鼠做实验,而使我打了退堂鼓。”内心的脆弱使他进入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并且取得了博士学位。在一家心理医院从事研究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他明白了心理学并不仅仅针对个人,社会学也并不仅仅针对社会。他的第二份工作使他和阿弗列德·H.施丹顿一起写下了《心理医院》。此书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经典之作。这是他和他的朋友在一家非传统的精神分析医院的工作成果,也是他年轻时对心理学热爱的延伸。《心理医院》的出版使他获得了布兰代斯大学的教职,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他是一个勤奋和成功的教授,虽然他没有依塞亚·柏林那样的显赫名声,可是与其他更多的教授相比,他的成就已经是令人羡慕了。对生存处境的关心和对内心之谜的好奇,使墨里·施瓦兹在60年代与朋友一起创建了“温室”,这是一个平价的心理治疗机构,用他的学生保罗·索尔曼的话来说——“他认为那里是他疗伤止痛的地方,开始是哀悼母亲之死,最后则是为了身染恶疾的自己。”墨里·施瓦兹似乎证实了因果报应的存在,他最初在一家心理医院开始自己的研究,随后又在一家精神分析医院与阿弗列德·H.施丹顿共事,又到“温室”的设立,最后建立了“死亡和心灵归属”的团体,墨里·施瓦兹毕生的事业都是在研究人,或者说他对别人的研究最终成为了对自己的研究,同时正是对自己的不断发现使他能够更多地去发现别人。因此当他帮助别人的内心在迷途中寻找方向的时候,他也是在为自己寻找出路,于是他知道了心灵的宽广,他知道了自己的内心并不仅仅属于自己,就如殊途同归那样,经历不同的人和性格不同的人时常会为了一个相似的问题走到一起,这时候一个人的内心就可以将所有人的内心凝聚起来,然后像天空一样笼罩着自己,也笼罩着所有的人。晚年的墨里·施瓦兹拥有了约翰·堂恩在《祈祷文集》里所流露的情感,约翰·堂恩说:“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墨里·施瓦兹当然遭受过很多挫折,他的母亲在他八岁时就离开了人世,他的童年“表面上嘻嘻哈哈,其实心里充满了悲伤”,而且童年时就已经来到的挫折在他成年以后仍然会不断出现,就如变奏曲似的贯穿了他的一生。然而这些挫折算不了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承受过类似的挫折,与巴诺哈所指出的20世纪的真实事迹相比,墨里·施瓦兹的挫折只是生命旅程里接连出现的小段插曲,或者说是在一首流畅的钢琴曲里不小心弹出的错音。这位退休的教授像其他老人一样,在经历了爱情和生儿育女之后,在经历了事业的奋斗和生活的磨难之后,他可以喘一口气了,然后步履缓慢和悠闲地走向生命的尽头。当然他必须去承受身体衰老带来的种种不便,这样的衰老里还时刻包含着疾病的袭击,可是几乎所有的老人都不能去习惯这一切,墨里·施瓦兹也同样如此。就像他后来在亚历山大·罗文的著作《身体的背叛》里所读到的那样,“罗文医生在书中指出,我们总以为我们的身体随时都应该处于最佳状态,至少也应该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仿佛我们奉命必须永远健康无恙,身体必须永远反应灵活。一旦它不符合我们的期待时,我们就觉得被身体背叛了。”墨里·施瓦兹心想:“这或许是让我们相信自己是不朽的一种方式。”可是“我们终究会死,我们其实很脆弱,而且随时都可能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