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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白色恐怖时期,曾祖母刘招金,在路上遇到一个跑得很急的娘家侄甥,侄甥是赤色队交通员。
侄甥交给了她一个铜簪,告诉她伪义勇队在后面追他,估计脱不了身,要曾祖母尽快把这个铜簪藏起来,以后如有一个左耳垂有颗黑痣的补锅匠来了,便交给他。
曾祖母由于一直没看到有黑痣的补锅匠,铜发簪没有交出去。她不知道,那个侄甥被反动派抓了,最后他受不了敌人严刑拷打和软硬兼施,叛变了,供出了补锅匠,又带着反动派来找曾祖母要密件。
曾祖母原来也是个地下交通员,没找到补锅匠后,把铜簪埋了。面对反水的侄甥,她一口咬定说侄甥说谎,哪有没有什么铜簪。敌人抓走了曾祖母,用尽酷刑……曾祖母从始至终没有松口,直到被反动派杀害。
贺冯唐将铜簪的事告诉了刁波培。
刁波培看了纸条,叹一声,可惜老缑死了。他一直对于没追究老缑愤愤不平,现在有了苏维埃的原始证据,还不能定他的罪?哪怕能在老缑的档案里补上“叛徒”两个字也够安慰叔父的在天之灵。
刁波培问贺冯唐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贺冯唐说,很简单,上告,现在有了这张纸条,形成证据链了,先打110,再打民政局的电话。
公安的人来了,民政的人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