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写越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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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起那年在黄州赤壁见到的东坡老梅石刻，就像着了魔似的。那梅枝亦如东坡书法，用墨极满，很得神韵。也许是哪个月白风清之夜，东坡喝了几口黄酒，畅快淋漓，就画了这老梅。
黄州是东坡贬谪生涯的起点，之后他便越贬越远，直被流放到远离帝都的海南岛。想当初，他高中进士，乐坏了皇帝老子和皇太后，以为得此栋梁，天助大宋。欧阳修料定东坡必成大器，对这位后生极为推崇，还特嘱自己的子侄多同东坡交游，可以长进些。东坡本是写策论之类官样文章的大手笔，可他却手痒，喜欢业余搞点儿文学创作。其实即便是搞点儿创作也无妨，写些什么“东海扬波，皇恩浩荡”之类，朝廷自会高兴。可他却是心里有什么就写什么，被人揪住了小辫子，闹了个谤讪朝廷的“乌台诗案”。官便升不上去了。我景仰东坡，多半是因了他可爱的性情。官不当就不当罢，诗照写，梅照画，酒照喝。其实据我见到的史料，东坡本不擅饮的，只是常在诗文中过过干瘾罢了。喝酒是喝心情，东坡要的也就是酒能赋予的那份豪迈与狂放。读了东坡，便再瞧不起那类哀叹怀才不遇的愤世文字。
传说东坡降世，家山皆童。因为东坡占尽天地灵气，连山上的树都长不起来了。这自然是民间演义。可东坡的确太杰出了。就因他太杰出，便注定他终身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东坡的主要政敌是王安石。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早已定论，那么东坡的形象似乎就应打点折扣了。可历史也罢，人生也罢，并不是用如此简单的两分法就能说清楚的。其实东坡不但诗文好，政声同样好。如今人们都还在凭吊他的杭州苏堤哩！他同政敌的过节，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东坡的所谓不同政见，其实就是主张不同的治国方略，同样都是为了国泰民安。可王安石就是容不下他。“乌台诗案”只是王安石们为整治东坡而蓄意搜罗的口实罢了。不能不说到另一位历史名人沈括，王安石的铁哥们。我真不愿意相信这位令人尊重的科学家，在生活中恰恰是个地道的小人。他曾是东坡的朋友和同事，却设下圈套陷害东坡。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沈括奉旨前往察访。临行前，神宗皇帝还特意交代他：东坡在杭州任通判，你要好好待他。可沈括对皇上也阳奉阴违。他见了东坡，做出老朋友的样子，喝酒叙旧，称兄道弟，硬要东坡送近作一首，做个纪念。东坡是个真性情的人，哪想那么多？于是欣然命笔，录旧诗一首。沈括回到驿馆，挑灯展卷，甚是快意。因为凭他科学家的聪明脑袋，立即发现苏诗中有讥讽朝政之意。也许他不得不暗自佩服东坡的好诗好字，脸上却阴险地笑着。于是，一个牵连到苏东坡近四十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乌台诗案”，因沈括的告密而震惊朝野。东坡便大难临头了，下狱近五个月。幸好仁宗皇太后和神宗皇帝开恩，东坡才捡回了性命。不然，依那帮办案人员的意思，早被问斩了。那些爪牙们搜索枯肠，罗织东坡罪名若干，条条都是死罪。通常恶人只是双手叉腰做横蛮状，而他牵着的那条狗却是要咬人的。走狗看上去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凶恶，这既是生活常识，也是历史规律。
如果不做严谨的考据，我真怀疑王安石他们真的就把自己的政治抱负看得那么重要。将自己脸上贴上堂皇的政治标签，其实满脑子私心杂念，此类人古今都不鲜见。也许嫉妒或忌讳东坡的才华，才是他们打压东坡的真实原因。东坡一路南流，诗文誉满天下。据野史记载，当时不管文武官员，还是白衣书生，都以能吟苏词为雅事。包括那些生怕东坡回京都做官的重臣们，也乐于收集东坡诗文，只不过他们也许暗地里做着这种令自己难堪的事。当时的文坛巨擘欧阳修，早在东坡刚刚崭露头角时，就坦言自己读东坡文，不觉冒汗。欧阳修是位难得的仁厚长者。但那些位居要津的二流、三流或不入流的文字匠们，越是喜欢苏文，就越是嫉妒苏才，当然不会让他回到皇帝身边了。因为当年东坡兄弟双双中了进士，仁宗皇太后欢喜得不得了，说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当宰相的料子。这话真是害死了东坡。暗地里等着想做宰相的人多得很哩，这里却明放着个宰相料子苏东坡，他不被大伙儿齐心拉下来才怪！东坡兄弟谁也做不成宰相，这是自然的了。仁宗皇太后说那样的话，整个儿就是政治上不成熟。他们老赵家重文倒是传统，政治上却总不成熟，不然赵宋天下怎么总是个半壁江山呢？
读书人总会怀念宋朝，因为赵姓皇帝对文人墨客实在太客气了。东坡最终未能得到重用，也不能全怪皇帝。皇帝不是一个人就能当得下的，总得大家帮着才行。皇帝有求于手下的重臣们，于是明知下面人的心思，有时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下面的人也看出了皇帝的心思，沈括们才敢告密。皇帝耳朵越软，告密的人就越多。自古就有很多人靠告密荣华富贵，也有很多人因为被人告密而祸从天降。更可叹的是，告密者总会不断告密的，一个卑鄙小人往往会陷害很多忠良。
想起了一个告密未成的例子，可惜是外国的。当年法国作家萨特总是激烈地批评政府当局，有人就私下建议应该把这个狂妄的作家投入监狱。总统戴高乐却说：没有人把伏尔泰投入监狱，萨特也不该进监狱。
其实戴高乐只说对了一半。伏尔泰年轻时因为思想激进，曾被关进巴士底狱。只是后来，他依然故我，却再也没有进监狱，尽管他的一些著作被政府列为禁书。伏尔泰的年代，在中国正好是清康嘉年间。那年头文字狱闹得中国天昏地暗。伏尔泰倘若生在中国，只怕早被砍了头，哪能让他成为声名赫赫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那年代中国倒是出了个曹雪芹，聊可安慰。但曹雪芹只好用他中国式的智慧，苦心孤诣，在《红楼梦》中“忽南忽北，非秦非汉”地捉迷藏，玩玩“原应叹息”、“假语村言”的智力游戏，不可能像伏尔泰那样奔走呼号，启迪民众于蒙昧。中国毕竟诞生了曹雪芹，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我们毕竟缺少伏尔泰，这又是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于是中国只能按照中国的逻辑向前走。中国的历史逻辑都包含在浩如烟海的史书里。中国的皇帝是一代比一代聪明，只读过二十三史的皇帝不如读过二十四史的聪明，读了二十五史的皇帝自然又比前朝所有的皇帝都聪明了。想那梁惠王没读过什么史书，就比较幼稚，居然在孟子面前承认自己有个毛病，就是好色。梁惠王明知道孟子是个读书人，就不怕他把自己写进书里去？果然这位国王的好色之德就流芳百世了。我见过一位清朝皇帝选美的诏书，满纸“普选秀女，以广皇嗣”云云，皇帝老子的好色不再是毛病，而是国家大事了。而这个时候的皇帝，孟子也罢，东坡也罢，只怕都容不下了，尽管他们也吟着苏词，孟子仍然被尊作亚圣。
本来只想写写东坡的，却越写越偏题，成了这么一篇四不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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