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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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太极算起,此时清朝坐享天下已百余年。桃子不是一天烂起来的。雍正皇帝殚精竭虑,想着还是得借助先皇余烈。二年二月,雍正皇帝把康熙《圣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衍其文”,而成《圣谕广训》。《圣谕十六条》仅一百一十二字,而《圣谕广训》则洋洋万言。自古皇上想做什么,自有臣子替他说出来。有个叫觉罗逢泰的侍讲学士奏请皇上,在京八旗应每月宣讲《圣谕广训》。雍正皇帝从善如流,准了觉罗逢泰的折子。
又有一位侍讲学士叫张士照的不甘落后,奏请将《圣谕广训》用于试士训蒙,县、府及学政复试童生时,必令默写《圣谕广训》一条,不错一字者才准取录。平日,各学府选拔有品行的生员朔望宣讲,蒙学则用此训迪幼童。事情到此应算妥帖,已经从娃娃抓起了。
但是,祭酒张廷璐又有折子上来,建议将军及提督、镇守使,应向所属武职宣讲《圣谕广训》。至此,从京城八旗贵族、幼童发蒙、科举取士,到全军武官,月月都要掀起宣讲《圣谕广训》的高潮。应该再没人上折子了吧。且慢,又有右参议孙勷奏请,应遴选教官,长年宣讲,化导兵民。各地官员的政绩考核,即所谓“考成”,第一条就应看他是否勤宣《圣谕广训》。
雍正皇帝如此重视教化,应是察觉到世风很不好了。事实确是如此。刑部尚书励廷仪折奏:今年应试士子投诗送文,往来拜访者不少。“场前既多奔竞,榜后必生事端。”皇上便命都察院颁示晓谕这些读书人:应试士子宜安分守法,毋得希图侥幸,如有钻营彰著者,即行拿参治罪!
雍正皇帝自己也做重视教育的表率,亲自到太学拜谒孔子,并在彝伦堂讲经论学,发布圣谕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为尊师重道,雍正皇帝又下谕旨,此后一应章奏、记注,把皇帝“幸学”统统改称“诣学”。
古人治国,最重“耕读”二字。雍正皇帝命各地切实重农务本,督抚皆有课农之责,应率全体官员悉心劝农,并咨访农民疾苦,有丝毫妨于农业者,必为除去。又命每乡择一二老农之勤作者,优其奖赏。复命各州县择老农之勤劳俭朴者,每年举一人,给以八品顶戴荣身,以示鼓励。
雍正皇帝在位时间不长,于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驾崩。雍正皇帝在遗诏里说:“十三年以来,竭精殚心,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不惮辛勤;训诫臣工,不辞谆复。虽未能全如期望,而庶政渐已肃清,人心渐臻良善。”但这个时候,官场风气并非雍正皇帝遗诏说的那么好。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就晓谕督抚:不得无故传唤属官。此话听来轻巧,实则是官场走奔之风大盛。乾隆皇帝谕称:“督抚及其属员,均有办理地方事务之责,属员唯当实心供职,不宜以趋走逢迎为尚。”原来省府所在首府首县的知府知县,不论有无紧要公务,每日必在督抚衙门伺候。督抚同城的地方,抚传未归,督传又到,仆仆于道,奔走不遑。
奔走不遑者,绝不是田径赛跑。其中奥妙,今人自然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