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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虽然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夜里没有什么事做。病人大小便,我们只消走出去叫一声打杂的:"二十三号要屎乒。("乒"是广东话,英文Pan的音译)"或是"三十号要溺壶。"我们坐在屏风后面看书,还有宵夜吃,是特地给送来的牛奶面包。唯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点钟,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烧牛奶,老着脸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过病房往厨下去。多数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睁睁望着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为美丽的。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黄铜锅,手疼得像刀割。锅上腻着油垢,工役们用它煨汤,病人用它洗脸。我把牛奶倒进去,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象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踪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只白蜡烛,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念日文。派来的教师是一个年轻的俄国人,黄头发剃得光光地。上课的时候他每每用日语问女学生的年纪。她一时答不上来,他便猜:"十八岁?十九岁?不会超过廿岁罢?你住在几楼?待会儿我可以来拜访么?"她正在盘算着如何托辞拒绝,他便笑了起来道:"不许说英文。你只会用日文说:请进来。请坐。请用点心。你不会说滚出去!"说完了笑话,他自己先把脸涨得通红。起初学生黑压压拥满一课堂,渐渐减少了。少得不成样,他终于赌气不来了,另换了先生。
这俄国先生看见我画的图,独独赏识其中的一张,是炎樱单穿着一件衬裙的肖像。他愿意出港币五元购买,看见我们面有难色,连忙解释:"五元,不连画框。"
由于战争期间特殊空气的感应,我画了许多图,由炎樱着色。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欢喜赞叹,似乎太不像话,但是我确实知道那些画是好的,完全不像我画的,以后我再也休想画出那样的图来。就可惜看了略略使人发糊涂。即使以一生的精力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也是值得的。譬如说,那暴躁的二房东太太,斗鸡眼突出像两只自来水龙头;那少奶奶,整个的头与颈便是理发店的电气吹风管;像狮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传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