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肉体放在何处 (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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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从知道孟子的肉体生活,不能想象他是在怎样一具肉体中涵养他的浩然之气。尽管孟子及其弟子共同著有《孟子》七卷,但其中对孟子世俗的肉体生活却鲜有记载。然而,从《孟子》的一些篇章中,我们略许可以看到孟子对肉体的态度。孟子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从孟子的这个比方,我们知道他是承认肉体与生俱来的本能需要的。他更是明确地认为,口喜美味,耳喜美声,目喜美色,四肢喜安逸,这些感官喜好是先天的,属于天命。天命的存在是合理的。孟子游说齐宣王实行王道,齐宣王推托说,不行啊,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马上说,没关系,只要你照顾到老百姓也有同样的欲求就可以了。
但孟子轻视感官的“命”,却极端重视心灵的“人性”。孟子说的人性,并不包括与人本能的肉体需要,而独独指人性之“善”,即所谓仁义礼智四端。他认为惟此四端,人才区别于禽兽。这是人的高贵优越和独特之处。“命”与“性”虽然都是先天的,但肉体感官的需要是“小体”,单纯追求“小体”的满足是小人;而仁义礼智是“大体”,追求“大体”则为大人。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孟子极其强调人的个体对理性追求的重要,甚至主张“舍生取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于是孟子作了选择:义重于生,性高于命。孟子眼里的灵与肉虽不是水火不容,却是轻重判然。从孟子开始,中国哲学便走上一条重灵轻肉,直至存天理灭人欲的道路。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说法,人的欲求产生于匮缺。孟子重灵轻肉,重性轻命,难道是因为他的肉体生活没有产生匮缺的缘故?孟子生于约公元前371年,死于公元前289年,活了八十二岁,在那个时代是相当长寿的。这也许同他肉体的世俗生活优裕有关?孟子虽然也曾周游列国,推行王道遭到冷遇,但齐宣王对他一直优待有嘉。他和天下鸿儒齐居稷下学宫,齐宣王专门为他们开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相当尊宠。孟子的膳食自是不错,甚至可以选择于鱼与熊掌之间,营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由此可见,他的肉体很好地承载了他养其浩然之气的使命。但是,他好像并不感激自己的肉体。
孟子的同代学问家庄子是一个追求快乐的人,虽然他有时靠借米度日,有时以编草鞋为生。他做过漆园小吏,可是没干多久就归隐了。显然,庄子追求的不是物欲满足的快乐,不是肉体感官的快乐;他的快乐恰恰是要忘却肉体,泯灭肉体感觉。庄子的快乐是在宇宙间的逍遥游。他的逍遥游有“有待”与“无待”之分。“有待”的逍遥游就像那只大鹏,翅若垂天之云,一怒而飞,绝云气,负青天,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何等的力量与自由,可谓逍遥矣。可惜,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必须“有待”:它的飞翔依赖于海啸带起的大风。所以大鹏的快乐也只是相对的快乐。
庄子认为最高境界的逍遥是“无待”的,即不借助任何外在力量的“至乐”。能够获取这种“至乐”的人,必然是“至人”、“神人”和“圣人”。他们已经做到了无己,无功,无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所以能凭借自然的本性,顺应六气的变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绝对自由地逍遥于无穷宇宙之中。
庄子描绘的绝对自由的“至乐”的确令人神往,但要达到至乐境界非常人所能。须知人要忘却肉身,谈何容易!《庄子·大宗师》里描述了孔子最聪明的门生颜回学习“坐忘”的过程:
颜回对孔子说,老师,我长进了。
孔子问,怎么呢?颜回回答,我忘掉仁义了。
孔子说,不错,但还不够。
隔些日子,颜回又对老师说,我长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