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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欣赏美国笔会在授予《等待》二〇〇〇年福克纳小说奖时，对哈金的赞誉：“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
二〇〇三年初春的时候，我在北京国林风书店买到了《等待》，然后又见了几个朋友，回家时已是深夜，我翻开了这部著名的小说，打算读上一两页，了解一下哈金的叙述风格就睡觉。没想到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当我翻过最后一页时已经是晨光初现，然后我陷入冥思苦想之中。我惊讶哈金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并且轰然作响。哈金的写作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段叙述都是扎扎实实的。在他的小说里，我们读不到那些聪明作家惯用的回避和跳跃，这种无力的写作至今风行，被推崇为写作的灵气。作为同行，我知道迎面而上的写作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需要力量和勇气的。有位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家说，最优秀的学者不是最聪明的人；哈金一步一个脚印的写作证明了同样的道理，最优秀的作家不是最聪明的人。
这个一九五六年出生的中国人，当过兵，念过大学，二十九岁时漂洋过海去了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任教于美国的大学，这是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中国学子选择的康庄大道。可是用英语写作，意味着哈金奇特的人生之路开始了。毕竟哈金去美国时已经不是一个孩子，是一个成年人了，一个带着深深的中国现实和中国历史烙印的成年人，用异国他乡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故乡的悲喜交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哈金做到了，他每一部英语小说都要修改二十多遍，有的甚至修改四十多遍，这样的修改并不是针对人物和故事细节上的把握，而是针对英语用词的分寸把握。美国是一个很多方面十分规矩的国家，作为著名的波士顿大学英语文学写作的教授，哈金不能向他的同事请教用词，更不能向他的学生请教，哈金的太太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人，她的英语表达能力远不如哈金，哈金在用英语写作时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只能自己苦苦摸索。我可以想象这样的困难，尤其是刚开始使用英语写作时的困难，几十次地去辨认那些没有十足把握的词汇简直要命，哈金没有因此进入疯人院已经是一个奇迹了，竟然还能让他始终保持强大的写作力。或许正是强大的写作力在酬谢哈金的写作毅力的同时，也让他大脑里的方向盘没有出现故障。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写出来的英文让一些纯种美国人都赞叹不已。几年前，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教授告诉我，哈金说英文时还有一些中国人的腔调，可是写出来的英文十分地道十分出色。而我，一个中国人，读到自己同胞的小说时，却是一部翻译小说。可是这部名叫《等待》的翻译小说，让我如此接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近到几乎粘贴在一起了。很多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甚至从未离开过中国的作家写出来的小说，为什么总让我觉得远离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现实？当我读到了太多隔靴搔痒的中国故事之后，远离中国的哈金却让我读到了切肤之痛的中国故事。
我想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力量，无论他身在何处，他的写作永远从根部开始。哈金小说所叙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根部，那些紧紧抓住泥土的有力的根，当它们隆出地面时让我们看到了密集而又苍老的关节，这些老骥伏枥的关节讲述的就是生存的力量。
《等待》之后，我读了哈金的《疯狂》、《新郎》、《池塘》、《好兵》和《战废品》；二〇〇九年我在美国旅行途中读完了他的《自由生活》；去年一口气读完了他的新作《南京安魂曲》。有趣的是，除了《等待》和《南京安魂曲》，哈金其他的小说我阅读的都是台湾出版的中文繁体字版，现在继《南京安魂曲》在大陆出版后，哈金的另外四部小说《等待》、《新郎》、《池塘》和《好兵》也将在大陆出版，终于等来中文简体字版了。虽然《疯狂》、《战废品》和《自由生活》的暂时缺席让人遗憾，但这也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开始展示哈金的叙述之路。这位美国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享誉国际文坛之后，以这样的带有缺憾的方式回来，仍然令人欣喜。在我眼中，哈金永远是一位中国作家，因为他写下了地道的和有力的中国故事，虽然他使用了我所不懂的语言。
我难忘第一次在波士顿见到哈金的情景，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哈金带着我们一家三口在哈佛广场寻找酒吧，所有的酒吧都拒绝我当时只有十岁的儿子进入，最后四个人在大雨中灰溜溜地回到了旅馆，在房间里开始了我们的长谈。那是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