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书谈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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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梦溪笔谈》,有“封驳”二字让我印象极深。宋时设有银台司,其管辖的门下省,有项重要职责,就是封驳。所谓封驳,就是把皇上不适宜的诏令封还,把大臣有错误的奏章驳回。依民间戏台上的说法,皇上可是金口玉牙,怎么可以把皇上的诏书打回去呢?其实宋代皇上虽乾纲独断,亦有钳制之规。我却听一位县委书记讲过一件真事,同古制大异其趣。曾有一位高级官员,好穿白衣白裤白皮鞋。一日,此白衣官员到县里视察,双手插在裤口袋,身子一摇一晃的。视察工厂,县委书记才汇报几句,白衣官员就摇头说:不行不行,这比德国西门子差远了;视察养鸡场,县委书记才汇报几句,白衣官员又大摇其头说:不行不行,这比我在日本看的那个养鸡场差远了;县委书记汇报稻田养鱼,白衣官员问:你们全县多少稻田?县委书记汇报:早稻九十八万多亩,晚稻一百一十多万亩。白衣官员马上批评:早稻为什么差十多万亩?你们工作没做好嘛!县委书记只得汇报:那十多万亩是晚稻秧田。白衣官员又问:稻田养鱼有什么好处?县委书记汇报:可多一项收入。白衣官员听了高兴:那很好嘛!你们县里有多少稻田养鱼?县委书记回道:十万多亩。白衣官员马上批评:不行不行,你们起码要搞到九十万亩。县委书记见白衣官员很不高兴了,只好答应认真做好稻田养鱼。县委书记对我苦笑说:他懂个屁,哪有那么多水可供稻田养鱼!保证十多万亩就很不错了。我同这位县委书记开玩笑:他拿你们县里的企业同德国、日本比,你不知道把他同美国总统比?县委书记笑道:哪敢啊!不要命了?如此,还能“封驳”吗?
《世说新语》里写一个叫阮遥集的人格外喜欢木屐。一天深夜,有人去拜访他,见他亲自吹烛化蜡制作木屐,自言自语感叹说:“不知道我这辈子能穿几双木屐?”阮氏虽好木屐,到底是自己制作,最多安他个“恋屐癖”。记得几年前北方一官员贪案事发,报道此人一个好笑的故事。他曾受人天价劳力士表,却不敢公然戴出来。正是俗话说的,偷来的锣鼓敲不得。但他实在喜欢那块手表,只得每夜睡前在床头把玩,眼巴巴儿望着上面的钻石闪闪发光。听说也有“恋钞癖”的,家里放着很多现金,没事就拿出来数数。家乡有个小女孩在外地做保姆,没做多久就从那户人家逃出来了。她说到自己见闻,像个传奇故事。那家主人有栋大别墅,她进门之后就不准出门,天天被反锁在院子里。一切用度都是女主人自己带回来,小保姆只管在院子里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她之所以跑了,只因那栋屋子里放着许多钱。桌子上、沙发上、床头柜上,随处都是成捆的百元大钞,她看得心跳。她跑回家之后,仍说不清自己曾在哪里做事,也不知道主家是官是商。不管怎样,那家主人该是“恋钞癖”患者。
明人冯梦龙《古今谈概》记有一事,说的是明世宗时通州边事紧急,皇帝怒而杀掉兵部尚书丁汝夔。官员们感叹说:“仕途如此险恶,做官还有什么意思?”有人却笑道:“如果兵部尚书一日杀一个,那就不要做了;如果一个月杀一个,还是要做的。”做官为何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呢?拿阿Q的话来回答最为干脆: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清人郝懿行所编《宋琐语》,录了《宋书》里的一个故事,说南朝刘邕嗜食疮痂,觉其味似鳆鱼。他的封地南康国小吏两百多人不论罪否,都甘愿相互鞭打,使身上结满疮痂,供他食用。刘邕倘不做官,喽啰们岂肯自忍鞭痛而饱他口福?去年曾有报载,某地几个煤炭老板家赀巨富,却仍要弄一顶县长助理的帽子戴着。可见在不少人眼里,钱再多都不如做官过瘾。
我很爱苏东坡性情,一生坎坷而放达不羁。明人曹臣《舌华录》记有东坡许多趣事。一日东坡退朝,饭后拍着肚皮问侍儿:“你们说这里头装着什么?”有婢女说:“都是文章。”有婢女说:“满腹都是机械。”东坡都不以为然。爱妾朝云却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东坡这才捧腹大笑。知东坡者,朝云也。苏东坡少年得志,但其后半生颠沛流离,都因“一肚皮不合时宜”。东坡性不能忍,遇不平不快之事,“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苏东坡同王安石政见不和,却始终不肯屈迎。有日东坡问王安石“坡”是什么意思,王安石说:“坡者土之皮。”东坡反问道:“然则滑者水之骨乎?”王安石无言以对。虽似笑谈,暗藏机锋。一日东坡会客时行酒令,一人说:“孟尝门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说:“光祖兵渡滹沱河,既济未济。”一人说:“刘宽婢羹污朝衣,家人小过。”东坡却说:“牛僧孺父子犯事,大畜小畜。”牛僧孺为唐朝宰相,史载是个清官。王安石正是当时宰相,东坡借牛姓骂王氏父子。这则故事,倒让东坡失了厚道。不过文人戏言,大可一笑了之。东坡在朝廷叫权贵们容不下,自请外放而任杭州通判。他到了地方上,官绅仰其才望,朝夕聚首。东坡不胜杯酌,疲于应付,直把杭州看做酒肉地狱。可见官场应酬自古如此。然做官受人爱戴是苦,受人冷遇更是苦。东坡之后有个袁姓官员也来做通判,却没有人请吃请喝,他便在亲信面前自嘲:“都说杭州是酒肉地狱,现在这地狱里没人了。”如今便有戏言,官场中人日日饭局自是烦恼,但隔上三日没有饭局便会发慌。倒也不是嘴馋而慌,慌的是位将不保,或人已失势。
陈眉公应该是最早开工作室的中国文人,据传他雇请许多文墨匠人写清言短章,都以陈氏之名刻行于世。陈氏钓得大名,且沽得厚利。读他的书,便觉这个古时的上海人太过精明,通达世故却流于油滑。他曾说过:“士人当使王公闻名多而识面少,宁使王公讶其不来,毋使王公厌其不去。”看似告诫读书人恪守气节,不求闻达于诸侯;但他骨子里看重的仍是王公如何见待,此番言论太存机心而似伪。用今天的话说,只是为了作秀。有人就讽刺他“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陈眉公名目之下的那些性灵清言,颇似今天有些人的小散文或大散文,看似锦绣格言,实则矫揉造作。比方他《小窗幽记》有段话说:“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彝鼎令人古。”这段文字大有凑合堆砌之病,却最适合风雅之辈请人写了挂在墙上。陈眉公虽颇为后世诟病,但说他全无是处也不公允,他于人情世故还是很练达的。比如他说:“有人闻人善则疑之,闻人恶则信之,此满腔杀机也。”后一句未必在理,前两句却把世道人心说透了。看来,宁信恶而不信善,老祖宗那里就害起的病,远远还断不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