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惘惘的威胁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时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狈的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惊醒她们，只得在黑漆漆的门洞子里过夜。（也不知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划得这么可怜，她们何至于这样地苛待我。）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扫进来，我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以后要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我趁乱向里一钻，看见舍监，我像见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称了一声‘Sister’。她淡淡地点了点头，说：‘你也来了？’我也没有多寒暄，径自上楼，找到自己的房间，梦到这里为止。第二天我告诉姑姑，一面说，渐渐涨红了脸，满眼含泪；后来在电话上告诉一个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个梦，写到这里又哭了。简直可笑——我自从长大自立之后实在难得掉眼泪的。”
这是爱玲对于香港的记忆。清晰而隐晦。
一九三九年开始的港大读书时期，是她自由岁月的开始。
她有自己的计划，一心读书，发奋用功。她是个聪明的女孩，有自己的心计，“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甚至有一位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她的聪明和努力也得到了回报，一连得了两个奖学金。于是她梦想着毕业能被送到英国去。
然后战争来了，将所有的计划都打破了，将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灰烬。“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她有一种沉重的幻灭感。
爱玲将自己隐藏起来，窥视着，冷眼看着动荡岁月里上演的种种毁灭。
与今天年轻人印象中的战争不同，香港之战之初给予她的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像一个人坐在硬凳子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她既没有彻底沉沦，也没有彻底觉悟，而以旁观者的姿态冷眼看着。这样的冷静在那个时代似乎是不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