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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楚楚——跟拍照一样清清楚楚。”萨姆低声回应。
“这里，有个心理学方面的验证，”雷恩温和地继续解说，“我们依据逻辑再来理清伍德的涉嫌。当然，他不应该一开始就存有如此的侥幸心理，希望自己行凶后有机会离车并扔掉手套，不，他绝不该冒这个险，而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心理准备，即他没机会处理手套，在事后的搜身中，这副手套会在他身上被发现，而这正是这个巧妙的谋杀计划中最绝妙的一环！因为即使在伍德身上发现手套，即使车上再无任何一副其他手套，他仍能理直气壮地面对审讯。毕竟，售票员戴着手套一向被视为理所当然，就算在炎热的夏天，手套仍是他执勤时的正常配备。想想看，一位售票员，整天得收钱找钱，他拥有这一点基本的心理方面的优势，即手套在他身上发现会被看成理所当然。顺着这可信的推论，我对自己有关手套的整套想法更加确信。毕竟，如果伍德事先并没有把握销毁保护他行凶的必要道具，那他就得使用最寻常、最不惹眼的护手方式，比方说手套。手帕既不自然，也难以确保隔离毒针。
“另一方面，伍德的谋杀计划其实应避开雨天，雨天迫使车门和车窗密闭，因此选在好天气的日子下手比较有利。若是好天气，他随时有机会将手套偷偷扔出车门或车窗之外来销毁罪证，而警方也无从认定丢弃者是谁——这一点对伍德很安全——毕竟整辆车上谁都有机会也有嫌疑。同时，好天气时，电车一路开来，乘客上上下下很频繁，警方也非得考虑凶手早已离车这种可能性不可。那既然选择好天气下手最有利，为什么最后他却在一个暴雨滂沱的日子来谋杀朗斯特里特呢？这实在困扰了我相当长一段时间，但经过专心推敲，我认为不管晴天或雨天，这个特别的晚上可向凶手提供一个几乎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最重要的原因——当天朗斯特里特有一大群朋友同行，其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嫌疑犯。可能正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好运气太诱人了，他便顾不得原来的计划毅然出手，而恶劣的天气果然也干扰了他本来更周详的杀人计划。
“而且，身为一名售票员，他当然更拥有一般凶手所没有的另外两样优势。第一，众所周知，因为装零钱并且不断地收钱找钱所带来的摩擦，售票员的制服口袋衬着一层坚韧的皮革，他大可放心把凶器放进其中一个口袋随身携带，一抓住好机会随时可下手。我猜，伍德极可能把这浸了毒液、插着针的软木塞，带进带出已数星期之久。第二，身为售票员，他比车上任何人有更多的机会，把凶器偷偷放进被害人的口袋，因为，正如当天四十二街电车上的实际情况一般，每名乘客都必须经过售票员的身边，尤其在交通高峰时间，大批乘客蜂拥而上时，这个优势更能确立。于是，加上这两样合情合理的心理方面的推断，对我而言，伍德的涉嫌就更确定了⋯⋯”
“不可思议，”布鲁诺这时再次赞叹，“不可思议到了可怕的地步，雷恩先生，您所说的和斯托普斯的自白，每一处细节都完全吻合，而我很清楚您并未和斯托普斯谈过话。斯托普斯坦白，那个插了针的软木塞是他亲手做的，至于纯尼古丁毒液的获取方式，正如席林医生在验尸报告中所说——从市面上买回杀虫液加热蒸发，得到纯度极高的尼古丁毒液，然后再将针浸到毒液中。他将凶器放入朗斯特里特口袋的时间，是朗斯特里特站在车厢后部帮同伴买票、等着找回零钱的那一刻。在进一步的自白中，斯托普斯也提到，他原先的确计划找个好天气的晚上下手杀朗斯特里特，但当天晚上，他一见有一群人跟着搭车，觉得有机会把嫌疑转嫁到这些人身上，这样的机会不可失去，便顾不得天气的问题了。”
“正如哪位学者所说的，思考胜于实证。”萨姆插嘴道。
雷恩仍带着微笑，“巡官，从你这么一个实证主义者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赞美，让我觉得非常光荣⋯⋯我继续说下去。现在你清楚了，从你对第一桩命案的叙述，我完全确定了伍德的涉嫌，但我无从判断他究竟是凶手，还是只是个共犯，甚至只是另一位我不知道的凶手暂时利用的工具而已。这些，当然是警方接到匿名信之前的情形。
“好了，匿名信收到了，很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人知道伍德是寄匿名信的人，等我们做完笔迹鉴定知道真相，第二桩凶案已经发生，根本来不及阻止。警方刚接到匿名信时，表面看来，很像一个无辜的目击者意外得知了这可能带来生命危险的凶杀真相，为了保命而冒险和警方联络。当我看了信且知道伍德是寄信人，而我又确定伍德知情，绝非无辜的目击者，由此分析这封信的意义便只有以下的可能：第一，这封信出自凶手之手，想误导警方，把嫌疑栽到另一个无辜的人身上；或是第二，作为谋杀共犯的伍德，基于某种理由想供出谁是真凶，或在真凶的指使下，要嫁祸于第三者。
“但这里有个错误的前提，即伍德已经死了，被谋杀了。”雷恩将手指交叠在一起，再次闭上眼睛，“面对这样的矛盾，我被迫重新推论，根据此信及当时的情况分两方面重新分析。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如果伍德是杀害朗斯特里特的凶手，而不是共犯，为什么他自己反而丧命于默霍克渡轮上，谁杀了他？”雷恩带着笑容回忆，“从这个问题，我们可顺势得到一些有趣的想法。我马上看出有三个可能：第一，伍德就是凶手，还有共犯协助行凶，而到头来这名共犯下手杀了他——可能是这名共犯怕伍德出卖他，或怕伍德以类似教唆犯罪的罪名，将谋杀罪责栽到他头上；第二，伍德是单人作案，并无共犯，而他想将罪名转嫁给无辜的第三者，却被对方杀了；第三，伍德因其他尚不可知的理由被杀，和朗斯特里特案没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