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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非常微妙，波洛先生。”
赫尔克里·波洛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他差点儿回答“情况总是这样的”。
可是他不动声色，脸上挂着那种类似于面对病人时的关切审慎的神情。
乔治·康威爵士郑重其事地讲了下去，众多词句一连串地冒出来——政府极其微妙的处境啦、公众利益啦、党内团结啦、组成联合阵线的必要性啦、媒体的力量啦、国家福利啦……
听起来厉害，但跟什么都没说一样。赫尔克里·波洛出于礼貌强忍住呵欠，感到下巴都憋得酸痛。有时他在阅读议会辩词时也有这种感觉。但是在那种场合下他倒没有必要克制呵欠。
他强打精神，耐心忍受这种折磨。与此同时，他对乔治·康威爵士也感到一丝同情。这个人明明想告诉他一点事情，却显然失去了简单明了地表达的能力。对他而言，话语成了遮掩事实而不是表述事实的手段。他善于辞令——也就是擅长讲些娓娓动听却毫无意义的空话。
可怜的乔治爵士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脸已涨得通红。他朝坐在桌首的那个人投去绝望的一瞥，对方立刻做出反应。
爱德华·费里埃说道：“好了，乔治，让我来讲给他听。”
赫尔克里把目光从内政大臣转移到首相身上。他对爱德华·费里埃颇有好感——是由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偶然道出的一句话引起的。弗格斯·麦克劳德教授在协助警方解决了一项化验难题，从而为一名杀人犯定罪后，偶然谈到了政治。德高望重的约翰·汉麦特（如今是康沃西勋爵）退休之后，他的女婿爱德华·费里埃受命组阁。就政治家而言，他还算是个年轻人——不到五十岁。麦克劳德教授是这么说的：“费里埃曾经是我的学生。他是个可靠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