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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之前，文学一般把人描绘成十分无助的存在，人的生命和行为都是由他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决定的：要么是希腊悲剧中的命运和神，要么是莎士比亚作品中天生的弱点，也就是所谓“悲剧性缺陷”。作家认为人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是乏力的；他们的基本假设是宿命论。基于这个假设，作家不可能投影出人可能如何；他们只能记录现状——编年体的记录于是成了一种作家争相使用的文学体裁。
人作为有意志力的存在直到19世纪才第一次出现在文学中。这类作品的体裁叫作小说——这类作品所形成的运动叫作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认为人有能力选择自己的价值观，达到自己的目标，把握自己的存在。浪漫主义的作家不记录已经发生的事件，而是表现应当发生的事件；他们不记录人已经做过的选择，而是表现人应当去做的选择。
但随着19世纪后半叶神秘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复辟，浪漫主义小说和浪漫主义运动都渐渐遁形于文化舞台。
人在艺术领域的新敌人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反对一致的概念，倒退回了人是由他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决定的无助存在的观点；仅有的区别在于，现在命运的主宰变成了社会。自然主义者宣称价值观在人生和文学中都无法立足，作家必须以人的“本来面目”来表现人，也就是说：必须记录他们目之所及的事件——他们既不能声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也不能表现抽象概念，必须止步于已存在的实体，充实地反复书写它们。
这就等于倒退回了编年记录所基于的文学方法——但是由于小说是原创的记录，小说家就必须面对以何种标准来选择材料的问题。如果价值观真的在彼岸，那么作家又如何知道应该记录什么，什么是重要而有意义的呢？自然主义者通过将价值标准偷换为统计数据来解决这一矛盾。某一地理范围和时间区间中，在足够广泛的人群里典型的特征，就等同于形而上学中意义重大的、应该记录的特征。同理，稀有的、与众不同的、超常的特征，就等同于不重要的、不真实的特征。
就像新兴的哲学学派逐步地否定哲学一样，自然主义也否定艺术。自然主义者以纪实的观点对待人和存在，而不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当被问到“人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回答：“人就是1887年法国南部一个村庄里的食品贩子。”或者：“人就是1921年蜗居在纽约贫民窟里的平民。”或者：“人就是隔壁的那些哥们啊。”
艺术——形而上学的整合者，人类包罗万象的抽象概念的实现者——于是萎缩至了一个单调乏味、受限于实体的傻瓜的层次，他可以从不观察除了自己生活的地方之外的东西，也不关心除了自己这一秒的生存以外还有什么。
自然主义的哲学根源不消多时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首先，客观的标准被偷换成了集体的标准，客观主义认为超常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是只表现那些在某些人群中典型的人。然后，由于他们目之所及之处潦倒要多于繁荣，他们便开始认为繁荣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是只表现潦倒、贫穷、贫民窟和下等人。再然后，由于他们目之所及之处平庸要多于伟大，他们便开始认为伟大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是只表现平庸、碌碌无为、千篇一律的普通人。由于他们目之所及之处失败要多于成功，他们认为成功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是只表现人类的失败、挫折和丧志。由于他们目之所及之处痛苦要多于幸福，他们认为幸福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是只表现事物痛苦的一面。由于他们目之所及之处丑陋要多于美丽，他们认为美丽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是只表现事物丑陋的一面。由于他们目之所及之处的恶要多于善，他们认为善是不存在的，于是只表现恶、罪行、腐败、堕落和道德沦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