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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初，武帝亲祠南郊，彪上疏定议，语在《效祀志》。后拜散骑侍郎。惠帝末年卒，时所六十余。
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王隐，字处叔，陈郡陈人也。世寒素。父铨，历阳令，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隐以儒素自守，不交势援，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弈而后忘忧哉”纳喟然叹曰：“非不悦子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荐隐。元帝以草创务殷，未遑史官，遂寝不报。
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豫平王敦功，赐爵平陵乡侯。时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事，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是后更疾隐，形于言色。预既豪族，交结权贵，共为朋党，以斥隐，竟以谤免，黜归于家。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诣阙上之。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年七十余，卒于家。
隐兄瑚，字处仲。少重武节，成都王颖举兵向洛，以为冠军参军，积功，累迁游击将军，与司隶满奋、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马门，以卫宫掖。时上官已纵暴，瑚与奋等共谋除之，反为所害。
虞预，字叔宁，征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讳，故改焉。预十二而孤，少好学，有文章。余姚风俗，各有朋党，宗人共荐预为县功曹，欲使沙汰秽浊。预书与其从叔父曰：“近或闻诸君以预入寺，便应委质，则当亲事，不得徒已。然预下愚，过有所怀。**互瞻，异同蜂至，一旦差跌，众鼓交鸣。毫厘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预所大恐也。”卒如预言，未半年，遂见斥退。
太守庾琛命为主簿，预上记陈时政所失，曰：“军寇以来，赋役繁数，兼值年荒，百姓失业，是轻徭薄敛，宽刑省役之时也。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滞，送者经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无食，况转百数，所妨不訾。愚谓宜勒属县，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条列，到当依法减省，使公私允当。又今统务多端，动加重制，每有特急，辄立督邮。计今直兼三十余人，人船吏侍皆当出官，益不堪命，宜复减损，严为之防。”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纪瞻到，预复为主簿，转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东从事中郎诸葛恢、参军庾亮等荐预，召为丞相行参军兼记室。遭母忧，服竟，除佐著作郎。
太兴二年，大旱，诏求谠言直谏之士，预上书谏曰：大晋受命，于今五十余载。自元康以来，王德始阙，戎翟及于中国，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
未有若兹者也。
陛下以圣德先觉，超然远鉴，作镇东南，声教遐被，上天眷顾，人神赞谋，虽云中兴，其实受命，少康、宣王诚未足喻。然《南风》之歌可著，而陵迟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谓为国之要在于得才，得才之术在于抽引。苟其可用，仇贱必举。高宗、文王思佐发梦，拔岩徒以为相，载钓老而师之。下至列国，亦有斯事，故燕重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