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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女人在某种程度上让她感到孤独。孤独又虚伪。或许是她反应过度。那女人出现时她正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在那三个嗓音沙哑的男人中，有一个是她最想嫁的，那人最急于娶她，是个令人激动、机灵、有趣、性感……的男人，是吧？我猜我要嫁的男人是他，不过我不知道他想娶的人是我或者仅仅是个黑人姑娘？而如果他要的不是我，只是长得像我、言谈举止也像我的任何黑人女孩，当他发现我讨厌大耳环，我不需要拉直一头鬈发，明戈斯（查尔斯·明戈斯（1922－1979），美国爵士音乐家，首创在即兴独奏中使用多种伴奏方法。）只会让我昏昏欲睡，有时我还想尽情释放躯体内的灵魂——不是美国人，不是黑人——只做我自己，这时他会怎样？假如我们婚后他和别人睡觉，我该怎么办？我会有他带妮娜·冯去度周末时的那种感受吗？他说，他对我的反应感到惊讶。我们不该对彼此坦诚吗？他不要以谎言维系的关系。我呢？后来我们下了决心，订下日期——没有婚礼，只有婚姻——他扔掉了旧床垫，买了个新的，他说这是让我们在上面一天天变老的新床垫。
后来是杂志封面，再后来她拿到了学位，然后就是那穿黄裙的女人。随后她就逃开了，因为瑞克是白人，那女人向她吐唾沫，而且她得来看她的婶婶和叔叔，看看他们有什么感觉，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白种欧洲人不像白种美国人那样坏；他们会理解这一点的，不是吗？她上的那些学校、她在那儿交的朋友都愿意看到她待在巴黎。他们到处吹嘘这些。当然，她并非需要他们对任何事的看法。她母亲去世后，他们就是她的亲人了——但除了小时候在瓦莱里安的宅子里消夏之外，她从来没和他们一起生活过。在大学毕业后就压根儿没有过了。他们是一家人，他们劝服瓦莱里安为她付学费，而他们则寄给她别的开销，反正也没别人花他们的钱。纳纳丁和西德尼对她至关重要，但他们的想法对她却无关紧要。她曾让他们静下心来沟通，在动手做任何事之前先理出头绪。到目前为止，她只是在哄他们开心，还没说什么涉及她计划的决定性意见。当他们问及她对那个给她打电话、每周给她写信的瑞克是否认真时，她假装什么都没有。她想回巴黎去，只是为了取回她的东西。在纽约有件小工作，她准备先干着，今后她想做自己的买卖，一家画廊或精品店什么的……她这样告诉他们，观察着他们的面孔，然后嘛……嘿，他们可以一起做些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最终像一家人似的住在一起了。他们开怀大笑，但他们的眼睛告诉她，他们乐于和她一起开店，不过任什么也无法把他们从干了三十多年的工作中拖开。
吉丁踢掉床单，把头埋在枕头下躲避晃眼的月光，也挥去那个穿黄裙的女人的身影。
吉丁下床眺望远山的时候，瓦莱里安就醒来了。他结束了对天花板的倾诉，在手腕上准确地拼写出这样一条信息：这些冰箱出了大毛病，透视错误的暴力意味更多而且不可能是煤炭笔记。他为白天的事态变化烦恼，匆匆嘬饮了白兰地，而且躺下来想了一阵事与愿违的事情：与别人不同，他被推到了决策者的位置上，但在为了退休而斗争。
他三十九岁时曾发誓要在六十五岁时准时退休，他那时还没有开始过辗转于总经理专用洗手间和他的书桌——大理石笔架上插着的圆珠笔笔芯已经变干，铅笔削得又长又尖——之间的日子。他还下了决心，绝不允许自己成为他叔父们那样让人厌烦的企业家：固执己见，到处插手，用指甲抓住办公桌不放；在与老客户或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新官员关系紧张时用随和、风格或其他一些老式公司的魅力解决争端，一年风光上一两次。他的叔父们对他很好。他们的母亲（瓦莱里安的祖母）有四个儿子，每个婚后生的都是女儿。只有瓦莱里安的母亲生有一女一子，而他就成了家族的未来。瓦莱里安的父亲过世时他只有七岁，叔父们凑在一起安抚彼此，敦促大家共同接手教育他们侄儿的任务，因为道理“不言自明”，他是糖厂的继承人。为了显示他们的爱和期望，他们还以他命名了一种糖果：瓦莱里安。红白相间的盒子装的红白相间的软糖（白的是薄荷味的，而红的则是草莓味的）。瓦莱里安糖果后来被证明是一个缓慢的、真正的败笔，尽管没有给资金带来困扰，因为那是用他们的主要糖果品牌——“小无赖”剩余的糖渣制作的。
“为什么会这样？”叔父们问道。
“命名太娘娘腔了。”
“娘娘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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