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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条的那篇报道中，我对打开井盖的人表达了些许同情。我写道：“可能当事人并无恶意，只是一时疏忽。”
杂志发行当天，我一整天心里都七上八下的。我以为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会和我联络，然而我并没有接到任何人的电话。
在饭桌上，我半开玩笑地问一位同事：如果有一架UF0从天降落，停在你眼前，告诉你“目前让警方伤透脑筋的那个案件的凶手就是哪里哪里的谁”，你会怎么做？
“我会回家睡觉。”这就是那位同事当时的回答。“如果第二天早晨醒来，仍然觉得好像真有这么一件事，那就去住院。一定可以在点滴瓶里看到金鱼在游泳。”
我笑了。并不是笑同事，而是笑我自己。我竟然把曾经那么当一回事的稻村慎司比喻成UFO，可见我并没有真的相信他。
慎司也音讯全无。我又恢复了平日的生活，虽然无聊又烦琐，却是踏踏实实的生活。
《亚罗》虽说是报社旗下的杂志，但规模还没有大到会让银行摆在大厅。在做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特辑时，我们不会去征求国际政治学者的意见，只关心这对国内的物价和汇率的影响；在讨论自卫队出兵的问题时，会打出“征兵制复活了？”等夸张的标题，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总之，我们杂志的主题就是：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事对你是有利还是有弊？
不同于报社，杂志记者没有严格的“负责路线”。但毕竟每个人都各有所长，在采访的过程中，也会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所以也就根据每个人“大致的专长”来分工。
我在报社时就隶属社会组，和警方打交道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当时《亚罗》的主编需要能跑“社会新闻”的记者，所以我基本上都是跑这一条线。看起来最风光，也是最能混水摸鱼的。
无奈的是编辑部人手不足，有时也会被抓去临时负责其他的报道或是某个专栏。在下水道事件的十天后，又因为这种情况，我必须和一名年轻摄影师一起去银座四丁目一家时髦的咖啡店。我们要采访“反对选美，抗议性商品化的妇女会”代表，虽然采访的对象是女人，但并非那种令人巴不得早点见面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