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后记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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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话题是“人”，因为安·兰德认为只有人性可以为现实添加形而上学的内涵，故能产生艺术。例如，绘画的本质既不是它的颜料、线条，也不是它受画框限制的空间，而是艺术家在其中传递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艺术无论如何，都不能独立于人而存在——艺术必须是人的镜子。安·兰德信仰人的理性和意志，认为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活。她认为人的一生就是追逐理想的一生，而这个理想一般都是遥不可及的。因此，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支援这种追求，为读者勾勒他们想成为的人，铺展美好世界的蓝图。她做到了这一点，她创作的小说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一定激发了很多人心中久久沉睡的理想。以上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安·兰德的整个哲学思想当中。她提出的客观主义哲学可以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一句话来总结：“我的哲学就是个人至上，以个人幸福为其人生的意义，以获得利益为最高尚的活动，以理性为其绝对的原则。”个人主义永远矗立在安·兰德创作小说的最中心。安·兰德作为哲学家所论证的和作为文学家所宣扬的都是个人价值凌驾于其他一切价值，而个人的理想也是最高贵的理想。
艺术不仅仅是人的镜子，也是时代的镜子。安·兰德经历了俄国和美国意识形态的巨大反差，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猖獗，有理由厌恶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在她的时代的疯狂和泛滥。她认为这样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艺术风格，都在蚕食人类的理性，威胁人类的个人意志。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前者强调统计学的大多数，并以此作为道德的准绳，而在安·兰德看来这恰恰是一种美学犯罪和道德犯罪。在本书中她说道：“美学中浪漫主义的彻底毁灭就像伦理学中道德的彻底毁灭和政治学中资本主义的彻底毁灭一样。”在冷战的背景下，她将自然主义和集权主义视为等同的威胁，这与她的时代是分不开的。
应该注意的是，安·兰德的艺术本身就有着哲学和政治的双重基础。她在本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哲学上，她认为亚里士多德开启了人类思想的大门，解开了套在人类灵魂上的枷锁；政治上，她认为只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才是保护人类的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唯一制度。她没有看到冷战的结束——相反，她所一见钟情的美国制度，也在新政等的影响下不断地丧失民主和自由。她于是用笔来宣泄她的担忧，她发现浪漫主义是跟她理想的哲学和理想的政治所对应的艺术流派，于是诞生了她的艺术理论。
回顾了安·兰德艺术的理论基础，再来看她的许多观点、许多激进的言辞便可以说得通。例如，安·兰德在本书中近乎疯狂地反对摄影，这一点遭到很多后人的攻击。她认为摄影只是一种愚蠢技术的体现，完全剥夺了人选择和创造的能力。在她活跃的年代，摄影的技术称不上有多高明，胶片技术在发展之初确实缺乏创新的空间，设备也较为笨重。她指的是，这样的摄影毫无筛选地记录下镜头前的一切，等于是让客观现实左右了人的意志。安·兰德从未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但认为这很明显不符合艺术的标准。另外，传统艺术之于摄影本就存在着微妙的关系，这不是安·兰德的发明，但是她给出了二者之间矛盾的一个说法。
艺术需要时间的沉淀，艺术是时代的缩影。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有什么思想，有什么哲学，有什么价值观，就会产生什么艺术，以及生发出相对应的文化和政治。安·兰德也认为她的时代没有艺术，她认为浪漫主义早已销声匿迹，“顶级、纯粹、始终如一的艺术家”少之又少。在本书收录的文章中，受到安·兰德讽刺和批评的艺术家大多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小说奖，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辉煌，但安·兰德依然担心他们所引领的艺术航行的方向。
《浪漫主义宣言》不仅仅是阅读安·兰德诸多著作的优秀参考，也是阅读艺术、阅读时代大潮流的优秀指导。安·兰德说她把一生献给“伟大的人类”。也许她的众多观点被很多批评家认为稍有偏颇，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永不放弃对“伟大”的向往和追求。人应该生而伟大，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努力下可以成为也应该成为一个伟大的时代。
郑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