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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对庄吉而言，有一个极大的希望能够慰藉他回老家的痛苦——东都[10]头号大型报纸委托他在上面连载小说。虽然庄吉最近在报纸连载上赚的那点钱连劣酒都喝不痛快，但这会儿要是抓住了报纸连载机会，尤其是委托他写连载的这家一流报纸的连载机会，他的生活就会轻松许多。
大家都说庄吉的文学是孤高的文学，是斯多葛学派[11]人士，说得他本人也动了心，但实际他心里想法并非如此，他最想要的是钱。因为穷太难受了，所以他心里一直有种带有妄想色彩的看法：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钱算什么，只要写稿就好。如果有间安静的房间供自己闲居，能不受老婆孩子烦扰的话，说不定就能忽然写出一部杰作来。
然而他其实有着一双最为冷酷的“鬼眼”，他知道世人把文学看作艺术，是一种妖魔化的、纯粹又神秘的神作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歌德也是因为偶然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感动，想着也来模仿一下，就匆匆忙忙写出了一部小说，而这部小说却成了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自古以来，许多杰作都是作者想要钱，为了钱而胡乱写出来的东西。巴尔扎克为了赚到享乐的钱而写作；契诃夫为了赶在剧场主规定的苛刻交稿期限前交稿，才苦着脸动笔；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按照读者的喜好改变了人物的性格。他们只不过是答应了所有的恶俗交易，同时具备了一种才能而已——能够把这些恶俗交易化为天赐的灵感，化为写作活动的源泉运用自如。他们就算答应通俗杂志的最为恶俗的约稿，也能写出杰作。这些道理其实他都明白。
事实上文学就是这么回事。自由是一种重担，很多时候，别人让他自由发挥尽情书写力作的时候，他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没有多少真正想写而不写不行的东西。因此，每当通俗杂志来约稿，告诉他“就给我写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容易借机创作出一些独特的作品。因为作家自己一个人想东想西的时候，往往容易困在圈子里，很难走得出去。如果给他一个未曾想到过的线索，他就能轻易跳出自己现有的圈子，开展一些无法预测的活动，同时发现新的自我。因此，什么再也没人吵自己，跟家族脱离关系，尽情书写杰作的念头都只不过是嘴上念念阿弥陀佛。杰作这东西，就算哼着歌，在吵闹的小巷子里也能写得出来。那种在宁静的房间里安稳地坐着就能写出来杰作的想法简直就是一种悲惨的迷信。
同样，不图名利，只尽情本着良心干活儿的这种精神主义也是对文学最大的误解。要想把作家拥有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就需要精神上的激励。谋求名利就是精神上的激励。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激励，不管天生有多大的才华，也不可能全都发挥出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一旦作品遭到世人的无视，也会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不断写一些愚作，一个劲儿地模仿别人，左顾右盼，完全展现不出自己的力量。他虽然不像那帮落后于社会的人那样自恋，但自恋和自信是不一样的，自信是别人给予的，也就是说，只有自己的才能得到了他人的认可，本人才能真正拥有自信。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也是才能得到他人认可，得到名利以后，才有了自信，才相信自己能发挥出自身的所有才能。
庄吉这样的作家，跟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一心努力写作的无名作家不同，庄吉他们虽然在文坛有一定名气，但不管过了多久都没有出头之日，写的东西基本也变不成钱，拿到杂志社也会被退回来。持续过着这种生活，就会失去自信，茫无头绪，只剩下自恋，无谓地逞强。于是净身慎心，埋头创作，越逞强写出来的文章越废越空虚，只创作出一些脱离自我，唯有小聪明的复杂工艺品。苦心经营一场，最后写出来的都是一些赝品小说。
庄吉具备近代作家的“鬼眼”，也就是物质的、现实的眼力，本来就感觉到了这一真相，也明白这一真相。可是时代的共同认知没有赋予他这份自觉以信念，没有自信，他就会把文人墨客的气质当成一种兴趣爱好去无谓而又偏执地追求。他不可能拿出自信，去洞悉真实的自我、文学的真相。
因此就算庄吉想钱想疯了，也会说一些跟心里真实想法完全相反的违心话，什么不给通俗杂志写呀，写不了随笔呀，人家定的其实自己不想写呀，无用而又空虚地装出一副纯洁的样子。
从东都头号大型报纸那里接到连载小说的委托，庄吉干劲十足，仿佛整个人要燃烧起来一般。可他又因为专注于文人那无用而又虚幻的习性——看到自家老妈，自家老婆，想到孩子学校的事，心就静不下来，白白消耗了自己的干劲，总之先在小田原找个酒馆租间屋子，把日本流行大作家的写作派头先备齐了。可是等这小说上报，稿费进账，又要四五个月，要是那边说写得不好没法刊登，这房租又该怎么办呢？庄吉一心想着这些，小说那边只在苦心推敲，迟迟没有进展。
难得心中燃起了一股干劲，却派不上任何用场；心中这股火苗只忽地亮了一下，却迟迟不见进展；于是庄吉开始怀疑自己的才能，一开始只停留在逞强的高度，后来越来越沮丧，越来越丧失自信，开始无谓的焦虑，最后整颗心就简直像在苦痛中煎熬翻滚一般，彷徨迷失在旷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