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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惊讶转瞬即逝，因为很快就让位于某种奇怪的想要为之争辩的羞耻；我们替佩科拉感到难为情，感到心痛，最终感到难过。悲哀驱散了一切与买新自行车有关的念头。我相信，我们的悲哀因为无人分担而显得格外强烈。这件事让人们厌恶、赏玩、震惊、愤怒，甚至兴奋。我们真希望听到有人说“可怜的小姑娘”或者“可怜的婴儿”，本来应该说这些话的，他们却只是摇头。我们在人们眼中寻找关怀的神色，却只看到重重迷雾。
我想着人们盼着死去的那个婴儿，好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它。在一个黑暗潮湿的地方，婴儿的脑袋上长满巨大的圈状绒毛，那张黑脸上嵌着两枚银币似的又黑又亮的眼睛，喇叭形的鼻子，想要被亲吻的厚嘴唇，鲜活、仿佛在呼吸的绸缎般的黑皮肤。不是耷拉到宝石蓝眼睛前的黄色人造纤维头发，不是翘鼻子和撅起的嘴。我对佩科拉满怀爱怜，但比这种感情更强烈的是，我需要有人想让这个孩子活下去—就是为了跟那些白人玩具娃娃，跟那些秀兰·邓波儿和莫丽恩 ·皮尔普遍招人喜爱的局面相抗衡。弗里达肯定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倒不曾考虑过佩科拉尚未结婚的事实；很多女孩没有结婚就有孩子了。我们也没有多想婴儿的父亲也是佩科拉的父亲；我们并不了解男人让女人怀孕的过程—至少她还认识自己的父亲。我们只想着人们对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怀有强烈的仇恨。我们记得布里德洛夫太太把佩科拉打倒在地，擦着那个哭声像我们家的冰箱门、吓得像发僵的玩偶般的小孩粉红色的眼泪。我们记得学校的孩子们在“蛋白派”的注视下那一双双顺从的眼睛，同样是这些孩子，注视佩科拉时的眼神却完全不同。又或许我们并不记得，我们只是心知肚明。自从有记忆以来，我们排斥所有的人和事，不停地护卫着自己，认为所有的话语都是需要我们破解的密码，所有的举止都必须经过严谨的分析；我们从此变得固执、阴险、傲慢。别人对我们毫不关注，我们只好过度地关注自己。我们对自身的局限毫无察觉—至少当时如此。我们唯一的不足在身材上；人们对我们发号施令是因为他们更高大，更强壮。因而，带着被同情和自负强化了的自信，我们决定改变事件的进程，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该怎么办呢，弗里达？”
“我们能做什么呢？约翰逊小姐说婴儿要想活下来，除非发生奇迹。”
“那就让我们创造奇迹吧。”
“好，该怎么做？”
“我们可以祈祷。”
“那肯定不够。记得上次那只鸟吗？”
“那次可不一样；我们找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不管。我还是觉得这次我们得干一件真正有力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