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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千万别声张，一九四一年的秋季，金盏花没有发芽。当时，我们以为金盏花没有发芽是因为佩科拉怀了她父亲的孩子。多几分观察少几分感情用事，我们就会发现不仅我们的种子没有发芽，别人家的种子同样也没有发芽。那年连湖边那些花园里的金盏花也没有盛开。可是我们对佩科拉的健康和她孩子的安全降生太过关切，脑中盘旋的只有我们自己的魔法：假如我们在撒下花种后说上几句好听的话，种子就会发芽开花，一切都会没事的。</i>
<i>很久以后，我和姐姐才承认我们的种子不会长出绿芽了。与这点认识相继到来的是打架和互相指责，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我们的内疚。多年来我始终认为姐姐的话是对的：是我的过错，我把种子埋得太深。我们俩谁都没有意识到可能是土壤本身太贫瘠。我们把种子撒在自家的小块黑土地里，就像佩科拉的父亲把他的种子撒在他自己的黑土地里。我们的天真、信念跟他的兽欲或称绝望一样，颗粒无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所有那些希望、恐惧、情欲、爱和悲伤都没有留存下来，除了佩科拉和那片贫瘠的土地。乔利·布里德洛夫死了，我们的纯真也死了。种子枯死了，她的孩子也死了。</i>
<i>其实已经没有更多可说的了—除了问个为什么。然而，这个为什么太难理清，只好暂且借助叙述事情经过来摆脱困境了。</i>
希腊旅馆的大堂里，嬷嬷们走了过去，犹如内心的欲火般悄无声息，那些喝醉了酒、眼睛仍然清醒的男人们在唱歌。我们隔壁的朋友，住在她父亲咖啡店楼上的罗斯玛丽·弗拉努奇，坐在那辆一九三九年产的别克牌小汽车里吃着黄油面包。她摇下车窗对我和姐姐弗里达说我们不能上车。我们盯着她，对她的面包垂涎不已，但更想戳破她眼睛里的那股傲气，打碎她蠕动嘴巴时流露出来的那种拥有财富的自豪感。等她从车里出来，我们要把她打得屁滚尿流，在她那洁白的皮肤上留下道道红印。她会放声大哭，问我们会不会让她脱掉裤子。我们会说不要。如果她脱了，我们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然而，无论她什么时候这样问，我们都知道她在向我们奉上某种珍贵的东西，而我们的骄傲会通过拒绝得以宣扬。
开学了，我和弗里达拿到了新的棕色长筒袜和鱼肝油。大人们谈论着锡克煤炭公司，声音中充满了疲惫和不安。晚上，他们把我们带到铁路沿线，捡拾散落在地上的小煤块，装满麻袋。然后，我们一边往家走，一边不停地回头张望那些巨大的货车，里面的煤渣被倒进钢铁厂四周的深坑里，红通通的，冒着烟雾。即将熄灭的火焰射出一道暗橘色的光芒，照亮了天空。我和弗里达故意在后面磨蹭，望着那团被黑暗包围的绚丽色块。当我们双脚离开铁道的石子路，踏进田野里的枯草时，难免会感到一阵战栗。
我们的房子又旧又冷，是绿色的。晚上只有一盏煤油灯给大屋照明，其他房间深陷在黑暗中，到处是蟑螂和老鼠。大人从不跟我们谈话—只让我们去做这做那。他们总是发号施令，却从不加以解释。如果我们摔跤跌倒了，他们就瞪眼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割破自己或者摔伤了，他们就说你们简直疯了。如果我们感冒了，他们就厌恶地摇头摆脑，觉得我们太不懂事。他们会质问，如果你们都病了，我们能指望谁来干活？我们无话可说。我们生病了，处方就是轻蔑的态度、散发着恶臭的黑药水，以及让我们脑袋发钝的蓖麻籽油。
一天，出去捡完煤渣回来，我响亮地咳嗽了一声，气管里塞满了痰液，母亲皱起了眉头。“天哪，赶紧躺在那张床上吧，我都不知道跟你说过多少次，要把头包上。你简直是镇上最大的傻瓜。弗里达呢？去找几块旧布来把那扇窗户堵上。”
弗里达重新堵上了窗户。我拖着身子上了床，心里满是内疚和自怜。我穿着内衣躺下，尽管黑色吊袜带的金属钩硌得我双腿生疼，可我还是不想把它们脱掉，不穿长筒袜躺着实在太冷了。过了很长时间，床上挨着身子的那块地方才热乎起来。一旦焐热了那剪影般的一小片，我就不敢动了，因为身子半英寸之外任何一个方向都是凉的。没人跟我说话，也没人问我感觉怎么样。大约一两个小时后，母亲进来了。她的手又大又糙，当她在我胸口上涂抹魏克斯药膏时，我疼得浑身僵硬。她一次抠满两手指的药膏，不断按摩我的胸口，直到我奄奄一息才住手。正当我觉得快要尖叫出来时，她就用食指抠出一小块药膏塞进我嘴里，让我吞下去。她在我的脖子和胸口那儿捂上一块暖烘烘的绒布毯子，又在我身上盖了好几层沉甸甸的被子，说要让我发汗，而我真的出汗了—很快。
后来我吐了。母亲说：“你干吗吐在床单上啊？你就不知道把脑袋伸到床沿外面吗？瞧你干的事。你以为我无事可做，有的是工夫洗你吐的东西吗？”
呕吐物从枕头缓缓地流到床单上—灰绿色，还夹杂斑斑点点的橘黄色。这团东西像生鸡蛋一样流动着，顽固地黏成一团，拒绝破碎，难以清除。我纳闷，这东西怎么会既干干净净又脏兮兮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