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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她伸手了。也许那是她的手指在树丛中间动弹，不是小树枝，可是在那样微弱的光线里，他连自己的膝盖从裤子的破洞里露出来都看不清。也许他错过了那个可能同样意味着耻辱和幸福的表示，也许起码如此，而不是那种内心空虚，被他从此带在身上，直到一九二五年秋天才有了个倾诉的对象。这个人名叫多卡丝，颧骨上印着蹄子印，比他的同龄人更了解那种内心空虚是怎么一回事。她为他填补着空虚，正如他为她填补空虚一样，因为她的心里也是空空荡荡。
也许她的空虚更糟糕呢，她可认识自己的母亲，甚至为了她记不得的某次顶嘴还挨过她的耳光。不过，她脸上挨的那一巴掌，那啪的一声，又疼又烫的感觉，她却清楚记得，并且告诉了他。可真烫啊，她对他说。在她挨过的所有耳光里面，那一次她记得最清楚，因为那是最后一次。她从她最好的女友家的窗户探出身去看，因为那些叫喊声不是她梦中的一部分。它们在她的头脑之外，在大街上。还有奔跑。所有人都在奔跑。是为了水？水桶？在小镇另一头擦得锃光瓦亮、停得稳稳当当的消防车？那所房子进不去了，她的晾衣夹娃娃就在里面摆成一排。在一个烟盒里。可她还是想去把它们拿出来。她光着脚、穿着睡衣跑过去拿它们，并且向她的妈妈大叫，那盒娃娃，那盒娃娃还在柜子上面呢，我们能去拿吗？妈妈？
她又哭了起来，乔把她紧紧搂住。易洛魁的天空从窗前飘过，如果他们真的看见了它，它就像蜡笔一样给他们的爱上颜色。就在那时，好一阵沉默之后，他会从椅子上提起他的“克里奥佩特拉”样品箱，在打开之前逗一逗她，把住箱子盖，让她没法马上看到他在瓶瓶罐罐和香水盒底下藏了些什么——那是他为她带来的礼物。就是那小小的蝴蝶结拴住了他们的日子，与此同时，城市的天空将它那橘红色的心变成了黑色的，好把星星久久隐藏，然后再一个一个接一个地拿出来，像礼物一样。
到那时候，她已经将他指甲根部的外皮按回去，为他清洁了指甲，涂上透明的指甲油。谈起圣路易斯东区时她哭了一会儿，玩着玩着他的指甲又高兴起来。她很高兴，那双在毯子下面托挤她、揉搓她的手被她处理过了。被她用他样品箱里一个瓶子中的润肤膏涂抹过了。她坐起来，把他的脸捧在手里，亲吻他那不同颜色的两只眼睛的眼皮。她说，一个给我，一个给你。一个给你，一个给我。给我这个，我给你那个。给我这个。给我这个。
他们尽量不叫出声，可是忍不住。有时他用手掌捂住她的嘴，以免让楼道里路过的人听见；要是他能的话，要是他及时想到，他就咬着枕头憋住自己的叫声。要是他能的话。有时他以为自己已经憋住了，因为枕头的一角的确咬在他的嘴里，然后他就听到自己一出一入、一出一入的呼吸，那只能来自他疲倦的喉咙的叫喊已进入了尾声。
她为这个笑话他，笑啊笑啊笑个不停，实在受不了了就骑在他的背上用拳头猛擂。然后，当她筋疲力尽、他也快睡着的时候，她便俯下身，嘴唇贴着他的耳朵说起自己的计划。“墨西哥”。她耳语道。我要你带我去“墨西哥”。太吵了，他嘟囔道。不，不，她说，正合适。你怎么知道？他质问道。我听人家说的，人家说桌子是圆的，铺着白桌布，还有小娃娃灯罩呢。要在你入睡后很久才会开门呢，他笑着说。这就是我的入睡时间，她说，去“墨西哥”的人都是白天睡觉，带我去吧。一直到星期天早晨上教堂的时候他们都在那里，而且白人进不去，伴奏的小伙子有时还会起来跟你跳舞。哎哟，他说。什么哎哟，她问。我只不过想跟你跳跳舞，然后在放着灯的圆桌旁坐坐。人家会看见我们的，他说，你说的那些小灯大得足够让人看见谁在那儿。你总是这么说，她咯咯笑了，上回就是，根本就没人看我们，他们玩得那么起劲，再说“墨西哥”棒就棒在谁也不能看见桌布下面，他们能吗？他们能吗？你要是不想跳舞，我们可以就在桌子旁边坐着，在灯光下装得特别酷，听听音乐，看看别人。谁也不能看见桌布下面。乔，乔，带我去吧，说你会带我去。你怎么离开家呢？他问。我会想办法的，她低声哼道，就像平常一样，说行吧。这个，他说，这个，如果你不想知道苹果是什么滋味就没必要去摘它。苹果是什么滋味，乔？她问。他睁开了眼睛。
门是锁上的，玛尔芳直到深夜才会从她在40街的办公大楼回来，所以一个想法令他们激动不已：如果可能，他们几乎可以一起过夜了。就是说，如果爱丽丝·曼弗雷德或者维奥莱特出门旅行，那么他们两个就能把他要送给她的礼物拖到夜里最黑的时刻，直到闻见了双氧水和蜡膏的气味，玛尔芳下班回家。事实上，定下了一起去“墨西哥”的计划以后，多卡丝就蹑手蹑脚地出门下了台阶，然后，维奥莱特做完晚上的头发在七点钟左右回到家里，发现乔已经为鸟换过水，给鸟笼上了布罩。在那些个夜晚，乔对睡意全无地躺在他沉默寡言的妻子身边并不在意，因为他的心思都花到这个年轻的女神般的姑娘身上了，她既给他的生活带来幸福，又让他希望自己不曾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玛尔芳独自一人跟报纸和印在小书里的别人的故事生活在一起。她不在班上把办公大楼打扫得一尘不染的时候，就把书上的故事和她对周围人们的敏锐观察捏合在一起。很少有什么能逃得过这个在晚上六点钟逆着车流搭乘电车的女人。她检查有权有势的白人男子的废纸篓，察看他们桌子上女人和孩子的照片，听他们在楼道里谈话，听卫生间里传出的笑声好像她的氨水瓶中冒出的烟雾一样渗到扫帚间里。她检查他们塞在椅垫下面、塞在文字印成两栏的书籍后面的长颈酒瓶，然后再把酒瓶重新放好。她知道谁对正义和女人内衣有着同等的嗜好，谁爱着自己的老婆，谁又跟别人共享老婆。知道谁跟儿子打架，从不跟老子说话。她一点一点地从楼道往他们的办公室里凑，而他们打电话的时候从不捂上听筒让她走开，就是加班加点干所谓“正经事”的时候也没有把声音压低成机密的窃窃私语。
可是玛尔芳对他们并不感兴趣；她只不过是注意到了。她的兴趣在街坊邻里那儿。
“甜甜”把名字从威廉·扬格改为“小凯撒”之前，在130街偷了一个信箱。找的究竟是邮件、现金还是什么，玛尔芳不得而知。她把他从七岁起一直带大，养成了一个谁都没料到的规规矩矩的外甥。起码在白天是。可是，玛尔芳晚上六点钟到凌晨两点半上夜班的时间里他都干了些什么，她无从知道；别的事情，她是在他去了芝加哥、要么是圣地亚哥、要么就是个叫什么哥的城市之后才发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