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启明小说www.qmxs.net），接着再看更方便。
维奥莱特从来没见过那个姑娘，只见过她的相片，经过一番细心观察，又给她胡乱编了一套性格；对她来说，对那姑娘的记忆是这屋子里的一种病——比比皆是，可又难以捉摸。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维奥莱特随意捶打，她要是憋不住了，一定要打的话，除了那个草包脑袋和一张黑白照片以外什么也没有。
对乔来说就不一样了。三个月来那个姑娘一直是他夜里必需的东西。他还有关于她的回忆；思念她成了他躺在维奥莱特旁边入睡的唯一途径。他对她的死非常在乎，伤心得要命，可他更在乎的是他的记忆可能再也想象不出那种亲昵了。他知道记忆会渐渐褪色，因为早在他猛追多卡丝的那天下午褪色就已经开始了。就在她说了她喜欢科尼岛、出租舞会（rent party，为筹措房租而举行的舞会（参加舞会者须向舞会主人付少量的钱以供他缴房租）。），又说了一通“墨西哥（一家夜总会。）”以后；甚至在那些时候，他跟她那吃糖吃坏了的肤质、她那被枕头弄得高高的野灌木丛似的头发、她那啃过的指甲、她那令人心碎的内八字脚站姿都难舍难分的时候；甚至在听她说话、讲可怕的事情的时候，他都能感觉到自己正在忘记她的音质，还有他们做爱时她眼皮的反应。
现在他躺在床上，回忆着那个十月的午后与她初次相遇的每一个细节，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不光因为那一时刻如此美妙，还因为他想把她印在脑子里，烙在那里，永不磨灭。这样，无论是她还是她那活生生的爱，都不会像从前发生在维奥莱特身上那样褪色、结痂。因为每当乔试图回忆起他和维奥莱特年轻时的情形、结婚的情形、决定离开魏斯伯尔县北上迁入大都会的情形，他的脑袋里就一片空白。当然了，他能记起日期、事件、购买的东西、动作，甚至具体情景，可是想捕捉到当时的感觉却很困难。
他为那种丧失挣扎了好长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只好听之任之了，就下了个结论，说是人上了岁数就会想不起对事情的感觉。就是说，你可能会说“我吓得要死”，可你找不回那种恐惧感。你可以在脑子里重演狂喜、谋杀、缠绵的情景，可那情景已经把什么都漏干了，只剩下加以表达的语言。他以为这个结论已经颠扑不破，可他错了。当他给希拉送去她订的“克里奥佩特拉”牌化妆品时，那里满屋子都是嘻嘻哈哈的女人——而她就在那儿，站在门边，为他开门——就是在杂货铺里引起他注意的那个姑娘、买糖果吃糟蹋自己皮肤的那个姑娘，深深打动了他，让他的眼睛燃烧起来。然后，猛然间，她就站在了爱丽丝·曼弗雷德家的门口，脚尖内拐，头上编着辫子，不苟言笑，但显而易见对他很欢迎。显而易见。否则他不至于有那么厚的脸皮、那么大的胆子，离开时在门口对着她嘀嘀咕咕。
他喜欢这种粗暴的攻势，因为他以前从没用过，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对着正在关上的门悄声低语时，欲望随之倏地浮出，他便开始梳理它。他先是把它装进兜里，欢喜地感觉着它的存在。然后他把它拆了封，没事的时候就玩味一番。他并不渴望或是迷恋那个姑娘，不如说他想起了她，并且下了决心。就像他对自己的姓名、他和维奥莱特睡觉的那棵核桃树下、一块河边的洼地，还有什么时候迁往大都会下了决心一样，他下决心对多卡丝采取行动了。至于他和维奥莱特的婚姻——他并没有作选择，实际上也乐得不用选择；维奥莱特替他选择了，帮他逃脱了县里所有的红翼歌鸫以及那陪伴他们的熟透了的沉默。
他们是在弗吉尼亚的魏斯伯尔县相遇的，在一棵核桃树下。当时她像所有人一样在田里干农活，收工之后留下来跟一户人家住在一起，离开自己家二十英里远。他们有共同的熟人；估计起码还有一个共同的亲戚。他们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被分到了一起，他们能为自己做主的只是晚上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会面。
一九○六年，维奥莱特和乔离开了泰勒尔，魏斯伯尔县境内的一个火车站，登上了“南方天空”号的黑人车厢。火车抖动着接近了大都会周围的水域，他们觉得火车就像他们一样：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心情很紧张，但是又被对岸的一切吓了一跳。他们满腔热忱，还有一点害怕，在十四个小时摇篮般平平稳稳的旅途中竟然没有打过一个盹。一节节车厢冲过一段隧道的时候猛然间黑了下来，他们以为前面也许横着一面墙壁，等着他们一头撞上去，要么就是一道悬空的峭壁。这么一想，火车和他们一起颤抖起来，不过仍然继续前进。前面当然是有地面的，颤抖就变成了他们脚底下的舞蹈。乔站起身，手指紧紧抓住头顶的行李架。他觉得这样一来他对这种舞蹈的感觉好了一些，就告诉维奥莱特也照做。
这一对年轻的乡巴佬就这样吊在那里，一边大笑一边踢踏着轨道。乘务员正好路过，觉得好笑却没有笑，他没有必要在这节坐满黑人的车厢里面露笑容。
“餐车供应早餐。餐车供应早餐。早安。餐车供应全套早餐。”他胳膊上搭着一条列车毯，在毯子下面提着一瓶一品脱的牛奶，他把它放到一个膝上睡着婴儿的年轻女人手里，“全套早餐。”
他一直没有达到目的，这个乘务员。他想让整个车厢的人都涌进餐车。现在，他们可以进去了，说进就进。现在，他们出了特拉华，离马里兰老远老远的，不会再有绿如毒药的帘子把吃饭的黑人和其他用餐者隔开了。厨师们不再觉得有义务往帘子那一边的盘子上额外地添些分量了：冰茶里放上三片柠檬，把两块椰蓉蛋糕摆得好像一块似的——是为了剔掉帘子里的那根刺；往盘子里多放一点，会让人觉得自在一点。现在，接近大都会的边缘，绿色的帘子不见了；整列列车可以装满黑人，大家接受服务都要讲个先来后到。只要他们肯来。只要他们肯把那些小盒子和篮子塞到座位底下，封上那些纸袋子，哪怕就一次，把那些夹咸肉的小面包放回到包袱里，排成一队走过前面的五节车厢到餐车里去。那儿的桌布至少有他们在柏树丛上晾的床单那么白；那儿的餐巾叠出硬挺挺的褶子，就像他们为礼拜日晚餐熨好的一样；那儿的肉汤就像他们自己调的一样匀，小面包也不比他们包在包袱里预备夹咸肉的那些逊色。这种情况偶尔发生。某个穿着漂亮鞋子的女人带着两个小姑娘，还有一个戴着表链和翘沿礼帽的牧师模样的男人会站起来，整理一下衣服，穿过一节节车厢向摆着沉重的银质刀叉的雪白的餐桌走过去。一个黑人招待侍候着他们，不必在自己的尊严里搀上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