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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管束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尤其是我的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离去以后,他一想到自己竟会像颗炸弹似的贸然闯进了俄国,心里总是很难过,整天价脸上露出怨恨的神色躺在床上。父亲对待我很亲切,但并不关心;母亲对我几乎毫不过问,虽然她只有我这么一个孩子,因为其他要操心的事太多,把她吞没了。我父亲还很年轻,而且风度翩翩、十分英俊,只是为了经济利益才跟母亲结了婚;她比他大十岁。我母亲过着痛苦的日子:她经常激动、妒忌、生气——不过那是在父亲不在场的时候,她很怕他,他严厉、冷淡、难以接近……我没有见过比他更镇定自若、更自信和专横的人了。
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别墅里度过的头几个星期。天气非常好;我们是五月九日,即圣-尼古拉节那一天从城里搬来的。
我常常散步——有时在我们别墅的花园里,有时在涅斯库奇内公园里,有时在郊外;我随身带着一本书,例如,卡依达诺夫的历史教科书①,但难得把它打开;而更多的是朗诵诗歌,我背熟了好多首诗;血在我体内翻腾着,我的心发闷——
闷得甜滋滋的,真是滑稽可笑;我总是期待着,又似乎有所畏惧,对一切都惊讶不已,并且作好了准备;我浮想联翩,我的想象力环绕着一些同样的形象驰骋着,就象黎明时雨燕绕着钟楼盘旋一样;我时常陷入沉思,心里发愁,甚至哭了;可是在那有时被悦耳动听的诗句、有时被黄昏的美景激起的我的眼泪和忧伤中,我那开始沸腾的青春的欢乐心情,却像春天的小草那样破土而出了。
我有一匹坐骑。我常常亲自给它套上鞍子,骑着它独个儿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我纵马驰骋,自以为是个比武的骑士(风在我的耳边号叫得多么欢快!),或者翘首仰望天空,把那明媚的阳光和蓝天摄入了打开着的心灵。
我记得,女人的形象、以对女性的爱情的幻想,那时几乎还从来没有以一定的模式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过。但是一种对新奇的、难以形容的甜蜜的女性特征……似懂非懂的、羞涩的预感却潜藏在我所想过的和我所感觉到的一切之中了。
这种预感、这种期待渗透了我的身心;我呼吸它,让它在我的血管里,在每一滴血液里翻腾着……它注定很快就会实现的。
我们的别墅是某个贵族地主的一所有圆柱的木房子,两边有低矮的小厢房。左边小厢房是一家制造廉价糊壁纸的小工场,我到那儿去看过不止一次了。十来个瘦弱的、头发蓬乱、穿着油迹斑斑的长褂、面容枯黄的男孩不时地跳到木杠杆上去压一部印刷机的矩形板,就这样,他们用自己瘦小的躯体的重量压印出糊壁纸上各种各样的花纹。右边小厢房空关着,准备出租。有一天——五月九日那一天以后又过了约莫三个星期——这间小厢房的百叶窗忽然全都打开了,窗口出现了女人们的脸蛋——有一户人家搬进来了。我记得当天吃午饭的时候,母亲问管家,我们的新邻居是何等样人,一听到是个姓扎谢金的公爵夫人,母亲开头不无一些敬意地低声说:“啊!公爵夫人……”接着补了一句:“大概是个穷夫人吧。”
“坐三辆出租马车来的,”管家恭敬地端上菜盘时说,“他们没有自备马车,家具也极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