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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条的那篇报道中,我对打开井盖的人表达了些许同情。我写道:“可能当事人并无恶意,只是一时疏忽。”
杂志发行当天,我一整天心里都七上八下的。我以为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会和我联络,然而我并没有接到任何人的电话。
在饭桌上,我半开玩笑地问一位同事:如果有一架UF0从天降落,停在你眼前,告诉你“目前让警方伤透脑筋的那个案件的凶手就是哪里哪里的谁”,你会怎么做?
“我会回家睡觉。”这就是那位同事当时的回答。“如果第二天早晨醒来,仍然觉得好像真有这么一件事,那就去住院。一定可以在点滴瓶里看到金鱼在游泳。”
我笑了。并不是笑同事,而是笑我自己。我竟然把曾经那么当一回事的稻村慎司比喻成UFO,可见我并没有真的相信他。
慎司也音讯全无。我又恢复了平日的生活,虽然无聊又烦琐,却是踏踏实实的生活。
《亚罗》虽说是报社旗下的杂志,但规模还没有大到会让银行摆在大厅。在做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特辑时,我们不会去征求国际政治学者的意见,只关心这对国内的物价和汇率的影响;在讨论自卫队出兵的问题时,会打出“征兵制复活了?”等夸张的标题,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总之,我们杂志的主题就是: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事对你是有利还是有弊?
不同于报社,杂志记者没有严格的“负责路线”。但毕竟每个人都各有所长,在采访的过程中,也会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所以也就根据每个人“大致的专长”来分工。
我在报社时就隶属社会组,和警方打交道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当时《亚罗》的主编需要能跑“社会新闻”的记者,所以我基本上都是跑这一条线。看起来最风光,也是最能混水摸鱼的。
无奈的是编辑部人手不足,有时也会被抓去临时负责其他的报道或是某个专栏。在下水道事件的十天后,又因为这种情况,我必须和一名年轻摄影师一起去银座四丁目一家时髦的咖啡店。我们要采访“反对选美,抗议性商品化的妇女会”代表,虽然采访的对象是女人,但并非那种令人巴不得早点见面的女人。